中国经济降温的两个方案
越是宏观紧缩，越需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社论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昨日在北京召开，明年经济发展工作的基调将就此产生。会议正开，风声早起，市场人士通过细心揣测近一段时间温家宝总理的发言、政治局会议等等信息，明确了明年宏观调控从紧，“稳中求进”将成为基调。此前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上明确表示，未来将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两防”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谁都不会否认，在中国经济转变的关键时刻，需要一个平稳的产业与金融环境，此轮调控正值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起步之初，能源、环境、税收等一系列政策鼎革之际，给过热的经济降温取得了最大限度的共识。
争论的焦点不在于降温本身，而在于以下两方面，第一，如何降温？第二，中国经济在降温之后走向何处？这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正反两面，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中国经济必须尽快补上国民财富增长难敌国家财富增长、内需远远抵不上出口这一课，政府有关部门有必要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国民财富的增长与公共福利体系的完善，抵挡资本时代的巨大冲击。 让中国经济冷的两种办法
让中国经济冷却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加快汇率市场化进程的同时，政府频繁动用财税、货币等各种手段，并且通过向国际输出资本的方式挤去资产和价格泡沫，另一种是通过二次分配加快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尽快实现财富向民间的转移，以拉动内需市场，杜绝国民的后顾之忧。前一种方法目前已经初现端倪，中国企业源源不断参与海外并购、中投公司与QDII资金海外投资起航就是表现，这种外科手术式的办法，通过减少货币总额与资金量强行除泡；后一种方法可以称之为中医疗法。
通常认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短期内大幅提高是经济步入过热区间的一个标志。这是苦于幼稚认识上的误解，在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障、市场预期模糊的情况下，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是通货膨胀无法压制的一个结果，而不是通胀的成因。那些认为我国的国民财富大幅增长的说法同样昧于事实，在藏富于民方面政府一直做得不够，甚至大多数无法享受资产收益的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无法同步享受社会经济进步的利益。
不可否认，我国的国民收入这两年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89元，2006年末增长到11760元，2007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346元，同比增长17.6％，全年估计在13800元左右，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321元的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基本持平。但从相对比例来看情况则大不相同。根据英国《经济学人》的文章，中国的消费支出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下降到了2006年的36％，原因是过去10年来居民储蓄率一直在下降，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在上升。不仅政府、大企业与民众的存款差距在加大，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王小鲁先生的研究证明，从1995－2004年期间城镇和农村各阶层间收入差距都显著扩大，这两年虽然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阶层间差距仍然迅速扩大。
所谓国民收入增加使经济失衡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以日本为例，从1960年池田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由此奠定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从制造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解决收入分化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作为配套措施针对农业与中小企业制定了专项法律，缩小不同企业、不同阶层之间利润与收入的剪刀差，同时实行基础建设与减税等方案。到该计划结束时，日本的最大特点是全体国民恢复了经济信心，社会进入大众消费时代，以往激烈的劳资等社会矛盾开始消解，民间私人产业投资兴盛，失业率维持在1％左右，“平稳发展派”最担忧的通胀难题等并未如期而至。
几乎所有国家的起飞都经历过类似的国民收入培增计划。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缺憾在于，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反而使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并因此留下内需不振、经济失衡、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后遗症。当此经济发展模式又一转折之际，制订类似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化解经济体内的痼疾，中国经济才能由大变强，藏富于民藏汇于民，自然消解了巨大的外汇升值压力，从行政市场走向民间市场。也只有制订了这样的规划，有关部门才能回答，发展为了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中国经济十年罕见资产通货双膨胀
在中国汇率升值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重估引致的资产价格膨胀不会局限于资产部门，它正在很快地传导到实体部门。正是有这一传递机理，因此对实体经济的减税、鼓励创新、利用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应该和提高利率谨防泡沫放到同等地位上。
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近十年来罕见的资产膨胀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现象，如果不加以认真对待，这种“双膨胀格局”的持续会挑战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在一国本币升值过程中，资产价格从重估到膨胀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有人认为重估就是资产膨胀甚至是泡沫化的过程），但同时伴生通货膨胀的现象却较少，“东亚模式”中更为少见，这主要是由于本币快速升值过程中相应的国际采购成本降低，消费品价格非常平稳。
中国则不同，可贸易工业部门的“低加工成本”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多年来政府干预出来的，如土地、排污、融资、汇率、税收、劳保等低成本，当然还有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下的低劳动力成本，共同构成了可贸易工业部门低成本的国际竞争优势。但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导致了价值流很快转到了城市化相关的资产上。正是由于汇率升值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资产价格的重估成为一种必然，在中国特有的制度性条件支持下，资产价格开始迅速膨胀，并构成社会成本上升的主要动力。
在中国汇率升值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重估引致的资产价格膨胀不会局限于资产部门，它正在很快地传导到实体部门，在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推动下，中国开始直面近十年来罕见的资产和消费物价双膨胀格局。
按“巴拉萨-萨缪尔逊原理”，可贸易部门的快速增长有明显的工资传递效应 。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因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抑制，这种工资传递效应一直不很明显。但汇率升值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资产价格上升加快后，可贸易工业部门的传递效应却开始逐步显现。 传递效应的三个方面
首先，汇率升值和城市化进程中资产重估带来的成本传递效应，在国际因素的推波助澜下，可贸易工业部门加工成本的提升速度和潜在上升势头不小。表现在：（1）从2005年汇改前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上升了约10%（从8.27到7.42），相应地抬高了制造业的出口成本，由于我国汇率升值是盯住美元的“爬行”升值方式，这一“价格－成本效应”还将在长期内缓慢显现出来。（2）资产重估背景下土地、水、空气、税收、融资成本等不断上升，以及城市生活成本提高、“民工荒”等原因引致的劳动者加薪预期上升，不断抬高制造业要素投入的成本；（3）由于国际生产性因素、美元贬值和资产投机原因，近年来全球农产品、原料、石油等基础品价格的快速上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则更明显，它加剧了国内工业部门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
其次，农业部门的成本也不断提高，导致一些农产品价格走高。从当前看：（1）可贸易工业部门的工资提高对农业部门的工资传递效应非常明显，国内农业部门产出越来越受到可贸易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所决定。中国的进出口主要是制造业、特别是加工工业拉动的，由于这些部门的大规模发展和对农民工的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已经开始和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挂钩了，特别是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和社保的要求，其成本已经和农村生活费无关了，农民的劳动力投入成本正在逐步向城市打工的基本工资靠拢，这对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上涨有明显的推动效应；（2）农产品生产依赖于工业品的投入如大量机械、化肥等，以及农业生产服务。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业生产服务价格的上涨，提高了农产品生产成本；（3）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农副畜牧产品又不可能完全依赖进口，而且作为大国其进口效应直接会拉高国际农产品价格。当前国内很多农副产品的加工原料受到国际农产品价格、能源价格的影响，生产成本推动下的农产品价格走高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受成本推动，中国第三产业部门的长期“价格压抑”正在逐步释放。第三产业很多是属于非贸易的、受管制的，仍处在严格审批的规划体系中，其价格很难反映供求关系，而成为国家调控价格的重要手段，如水、能源价格都是如此，这样也积累了大量的“价格压抑”。服务业潜在的价格上涨不仅仅受到工资成本推动，更重要是受到土地使用等资产价格上升的成本推动，这一潜在的压力是未来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体作为一份资产，依据资产定价模型原理，主要依靠工业品出口的现金流入支撑着国内的资产价格重估。在原有管制条件下，现金流不能参与到资产部门中，而只能积累在银行或海外，当金融管制放松，汇率改革触发这些“迷失的货币”和国际上大量的热钱参与到资产重估中来，在制度性条件支持下，从而引起了这一轮资产价格上涨。
由于债券市场分割、开放度低，此轮资产价格的上升主要表现在股票市场和城市化相关的房地产上，这只是第一次的冲击，即国内制造业所赚取的美元和国际小型流动热钱，国际上大的对冲基金、投行等还没有开始进入。而由于股票和房产等资产部门对货币的吸纳，2005年以来尽管货币放大、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在当时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但到了2007年资产重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步开始显现，部门、国际间成本传递的累积效应启动了消费物价上升。因此正如我们分析的，如果资产价格继续上升，通货膨胀就不会立刻消失。而且，如果资产重估越来越推高了可贸易工业部门的成本，就会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现金流入不断下降，则资产重估的支撑就会出现问题。
正是有这一传递机理，因此宏观调控的核心不仅仅要谨防资产泡沫快速扩大，更要认真对待由于成本传递对实体经济的打击，因此对实体经济的减税、鼓励创新、利用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应该和提高利率谨防泡沫放到同等地位上。原题：对实体经济的减税、鼓励创新迫在眉睫 金融时报：中国加息难挡通货膨胀脚步
（英国《金融时报》8月22日）面对着中国正在再度发烧的经济，中国央行周二再次浇下了今年的第四次凉水：自8月22日起，将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3.33%提高到3.60%；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18个百分点，由现行的6.84%提高到7.02%；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
不要指望中国央行的第四次加息会马到成功，或许仍将重蹈前三次的覆辙。至少，中国央行也是心里没底，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已。而且，从此前的经验来看，预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等各项经济指标很难低下已经抬起的头。
事实上，目前中国最核心的经济问题就是国际收支顺差引起的内外经济失衡，如果国际收支问题不能根除，最后都是治标不治本，即使通过行政手段强行经济低头，最后也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很显然，中国在通货膨胀和贸易顺差两者之间只能顾此失彼，即使其通过种种手段按下通胀，最后是国内吸引减少，从而导致更多的贸易顺差；如果其加大国内吸引，顺差问题可以解决，但是通胀势必失控。
而且，在目前中国居民储蓄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尤其是今年七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攀至5.6%的十年新高，如果中国央行不给居民储蓄利率补偿，最后将难以应对民众不满。
可以肯定，这次加息，仍将不是中国央行今年的最后一次加息，在余下的几个月中，仍不排除中国央行继续动用利率工具的可能。 通货膨胀下如何生存
从主食店买回来的馒头，还是一块钱四个，只是每个馒头现在越做越小了。难怪如此，因为粮价已涨起来，电价提高后，煤气和液化石油气变得更贵了；水价上调之后，就连园林局收的污水处理费也搭上了涨价的班车。原来五六十元一桶的花生油，现在居然标价一百多元！在超市收银台前的长队里，回望不远处食用油那些醒目的标价牌，我自言自语：大概十年之后，一桶油会卖到一千多块吧！旁边一位顾客闻听此话笑了起来，说到了那个时候，每个人的平均工资也会达到一万元。
持续多年疯涨的房价，还被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稳步的增长。想当初，熬上个五六年，也许就可以得到不大不小的房子。现在拥有起码的居住条件，却要透支自己二三十年的热血青春……没错儿，这些都说明，人们正生活在通货膨胀之中。而在这种处境之下，我们更需要生存的智慧。
物价上涨考验货币政策的执行力
进入2007年后，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月升高，1月份是2．2％，2月份是2.7％，3月份达到了3．3％，4月份也达到了3．0％。两年多来首度攀升至3％以上。最近，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的政府都提高了对通货膨胀的关注，有的国家也适时提高了基准利率。其实，采取的类似的措施并非出于偶然，而是许多国家已经形成广泛共识，那就是即使中等程度的通货膨胀率，对经济效率和增长也是有害的。为了实现其他的宏观经济目标，货币政策的制定者有必要把较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设定为主要的长期目标。
最近，中央银行提高了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但物价上涨的形势却依然如故。主管者也曾明确说，中国目前还不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难免会疑窦丛生，在未来六个月里，物价上涨的趋势还会继续发展吗？在通货膨胀下求生存，政府、企业、个人都需要做些什么？
根据目前的经济运行格局看，物价上涨的趋势仍会持续下去。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日益扩大，大量资金流入中国，这使中国的贷款和投资仍在快速增长。5月中旬，国务院总理在参加2007年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理事会年会时承认，当前中国存在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外汇储备增长加快、资金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采取综合措施积极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加大金融改革和调控力度，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合理控制货币信贷总量。笔者不难预见，央行会继续对物价上涨和资产价格泡沫保持冷静的态度，并可能适时出台某些微调措施，以抑制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造成的不良影响。 对通货膨胀不可掉以轻心
从国际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增长的机遇总是和危机的潜在威胁相伴而生。但一般而言，在现阶段，经济增长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在我们的经济肌体中，从小到大，从下到上，从计划经济时期到转型阶段，规模扩张和投资膨胀的冲动真可谓一以贯之，存在始终。正如有的观察家指出的那样，“中国就像是骑在自行车上的一头巨象，它不得不保持高速行驶，否则就会栽跟头摔下来。”改革“急不得”，快了不行；增长要努力“大踏步”、“上台阶”，慢了不行。这正是眼下我们这个东方经济巨人的现实写照。
货币政策需要时刻注意的反而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汇率目标有可能替代或僭越了稳定一般物价水平的目标，左右了中央银行的工作方向。虽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曾经帮助中国成功地避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介入程度已今非昔比。虽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已有所调整，但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过分倚重外经、外贸、外资和外需，产业部门以加工工业和房地产业为龙头老大，并且它们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无限制地扩大，银行系统内在的脆弱性有增无减，这些因素都会使中央银行在多项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活动空间越来越狭窄。而且，由于汇率目标一般无法解决保持价格稳定的问题，在国际经济格局失衡的条件下，存在较多贸易盈余的国家在控制资本项目的同时，必然会形成过度扩张的货币供应局面，从而造成通货膨胀恐惧，国内通胀预期由此不断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必然会进一步密切关注消费者物价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和资产价格的情况。从近几年的政策实践来看，中央银行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判断通常是非常准确的，而且其政策立场从来都不是讳疾忌医。只是有关政策措施的出台，似乎是受制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不完善，而表现得稍稍迟缓和过于温和，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由此推测，今年中国通货膨胀的形势恐怕是比较严峻的。
通货膨胀下的生存智慧
在通货膨胀形势下，若银行利率受到较为严格的管制，不能随市场利率水平灵活适时地予以调整，企业就会倾向于过度负债。通胀会导致债权缩水，因而总是有利于欠债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提高财务杠杆率，扩大负债经营规模，对企业显然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欠债的一方也更有动力拖欠债务。在极端的情况下，企业购进原材料放在那里，过一段时间之后，仅仅因为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转手倒卖掉就足以获得可观的利润。企业倾向于以远远高于通货膨胀预期的幅度，调高产品和服务的报价，同时，会有更强劲的动力采取预收货款的方式来销售产品。在房地产业界，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几乎已经成为行业惯例了。当然，企业管理者将不得不面对员工要求上调工资和增加奖金的压力，增加薪资的激励效果也会因为通胀预期的加剧而显得微不足道。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企业不得不适应经营成本特别是资金成本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即便是利率没有完成市场化，因为通胀加剧，利率上调的风险也始终是存在的。
作为普通的个人——居于人类生态系统末端的一个环节，如何避免因通货膨胀而受到损害？假如你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开出的价格，那就只好向那位主食店主学习，四个馒头仍卖一块钱，但要把馒头往小了做。假如拥有足够的谈判能力，你必须坚持调高自己的劳务报酬的报价，最好是要求预支薪酬。比如，购买房屋则最好是不贷款或尽量少贷款。从银行抵押贷款的购房者，应尽可能地提前还贷。这主要还是出于利率风险的考量。虽说通胀可能有利于欠债方，但在变动利率的条件下，贷款买房自住者并非处于有利地位。除非你是职业炒房的人，既借助了银行贷款的有利条件，又看准了时机，并在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之前，能够把所有加息成本统统转嫁给下家儿。一般来说，在通胀的阴影下，拥有实物总是优于拥有货币，所以，在签订劳务合同时，只要可能，应尽量以实物计酬，或是像抽税那样，按率计酬或分成计酬，从而把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水平。比如说，建筑材料供货商或承建商直接要求开发商付给若干套商品房，以充抵货款或劳务报酬。把自己的地租给别人种的，可要求秋后交来“两百石小米”。作者在结算稿酬时，甭约定每千字给多少钱，而是干脆要求出版社付给相当于八百本或一千本书码洋的报酬。包括日渐稀少、濒临灭绝的重义轻利的谦谦君子在内，每个人都得努力把自己锻造成斤斤相争的理财好手！ 【拥有起码的居住条件，却要透支自己二三十年的热血青春】
【这种处境之下，我们更需要生存的智慧】
赞一个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