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城市大洗牌 (转)
“珠三角”城市大洗牌走进新世纪，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成为中国持续发展的主旋律。因为新一轮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再一次给中国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而中国这次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包括了改造提升传统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换，以及发达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这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空前的。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迎来了新一轮城市化浪潮，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大北京经济圈的城市化建设如火如荼，新一轮城市化正在从几大经济增长极圈向全国扩散，中国的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每一次重大历史性契机的出现，也意味着竞争性的洗牌已经开始。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也正是“三农”问题破解和全面实现小康的双柄剑，这两大历史性的发展契机，无论对中国的区域经济、企业、政府还是个人，都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区域大洗牌，理念和目标高于一切
走进新世纪，“珠三角"发展中的内忧外患好象一下子全摆上了桌面，城市经济结构雷同，只见同质竞争，鲜有互补合作以及区域经济的整合，城市竞争力弱化……，来自各种渠道刺耳的争斗、争执和争论，人们还摆出来各种数据进行对比证明，令“珠三角”不仅失去了中国经济高地的自豪感，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竞争压力。
改革开放的25年里，数万名港商把香港80%的制造业陆续转移到了“珠三角”，在这里以低廉的生产成本开展加工贸易，形成“前店后厂”、转口贸易的区域合作模式。使广东成为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生产链最完备的制造业基地。而香港则成功地从以制造业为中心转型成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国际贸易大都会。这一双赢的局面还没维持多久，就被广州、深圳的很快地长大所打破，旧的“前店后厂”的模式已无法支撑两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如何通过有效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促进“珠三角”整体城市竞争力的形成和凝聚，变成了“珠三角”各城市首先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在西方，理念只是一种理论的结晶，而在中国，理念能统治人的灵魂和一切。当我们掉过头来看看长三角就会发现，早在80年代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就提出，上海要树立服务全国，面向全国的观念；十多年前，上海还在实力还很弱的情况下，就积极部署推动上海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一体化，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纳入了自己的“城市化”规划之中。2002年8月，“长三角”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开始启动。在今年的“十六大”江泽民同志的号召下，上海更进一步提出了融入全国、服务全国、共同发展的理念，要实现双赢、多赢、大家共赢的目标。反观“珠三角”，从过去的封闭发展，到现在提出的“大珠三角”概念，也包括目前“珠三角城市群规划”专家组所表达出的观点，其层面，其内涵，其深度、其广度都还没有达到上海的境界，更无上海那样的举措。为此，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指出：无论城市发展还是区域发展，规划是龙头。“珠三角”城市群规划要立足广东、着眼全国、面向世界，起点要高，做到五十年不落后。
虽然“珠三角”现在已经确立了香港的龙头地位，大家都已认识到了“广东制造”和“香港服务”是“珠三角”的竞争力所在。但是，粤港澳能有更高的经济理想吗？“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合作”、“整合”的前提首先是“统一”，只有首先做到了心通、脑通，有了共同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人通、物通、财通、信息通，而这一点，“珠三角”更有特殊性，虽然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双方不断靠近，市场的力量也在一直推动着这一进程，但在“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前提下，“珠三角”各自为政的现状以及地区间的利益纠葛，都使粤港澳一体化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直至目前，粤港政府还没有建立起长期的制度化的谈判机制，重大合作决策需要由特首或广东省政府来批，甚至要上报国务院，做起来远比“长三角”困难的多。如何象欧盟那样，尽早的形成一体化机制，是“大珠三角”一体化的又一重大课题。
二、城市大洗牌，走进战略致胜新时代
在当前巨大的社会转型期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WTO，面对以打造“珠三角”城市群整体竞争力为核心的区域整合，面对大广州、大佛山等城市发展空间的拓展和调整，面对国外新一轮的产业转移，面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农村城市化，面对港珠澳大桥等区域交通体系的重大变化，还有日趋激烈的城市竞争，发展中留下来的、不断增加的资源与环境压力、日渐凸现的城市就业问题、三农问题……，“珠三角”的每个城市到底该怎么走？虽然“珠三角”各大城市的功能分工已大体上各就其位，大中城市都基本完成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和审批工作，正处于通过近期建设规划组织实施的阶段；而对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完成总体规划修编工作的部分城市，第一个近期建设规划的时限已到，正相继进入第二个近期建设规划阶段。但不管那个城市，几乎规划总赶不上变化，一下子突然涌来如此多的新资源、新机遇、新问题和新挑战，使“珠三角”大地上所有的城市在发展路径的困惑和速度经济的诱惑中，都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发展战略，都期望能尽快寻找到一条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的归途。这一切也无不提示着“珠三角”的城市管理者，城市发展需要战略，战略管理成为城市应对环境变化和建立持久竞争优势的致胜法宝。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不少城市的战略意识开始觉醒，在编制发展规划时能从更大的尺度和幅射半径来思考问题，这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进步，它昭示了“珠三角诸侯规划”行将结束，“战略致胜时代”已经来临！
三、城镇大洗牌，小城镇路在何方？
广东省的小城镇现已进入了产业、人口向城镇集聚的城市化发展阶段，以“企业进园区，农民进城区”为特点的用地集中、开发集约、产业集聚、能量集合的园区整合和产业重组正在进行，通过园区承接新增量、培养新产业、营造新布局、创新新优势的策略，成为珠江三角洲的普遍共识。在农村城市化的推进上，广东省要将现有1529个建制镇（含县城所在镇）缩减15%，同时要突出重点，把发展小城镇作为加速农村城镇化的战略措施，用10年左右的时间，搞好300个中心镇建设，把有限的财力、物力放在支持中心镇发展上，实行用地倾斜政策，赋予中心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等具体的政策措施，强化其区域中心地位，提高其辐射能力，从而带动其他小城镇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据有关部门估计，“珠三角”还至少可发展20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工业城市，300－500个10万人口以上的中小城市，种种迹向表明，中心镇将得到更多的发展机遇并有一部分率先发展成为小城市或卫星城，而有一批小城镇将从广东省的经济版图上从此消失，还有一些在上一轮发展中落于人后的城镇，特别是那些不大不小，没有特色产业，看起来没什么优势资源的城镇，面对身边崛起的经济强镇和中心镇，在窘境中正绞尽脑汁地想出路，谋划着跨越式的追赶战略和发展规划。可以说，未来10年，整个“珠三角”的城镇要完成一次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面临着一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洗牌!
四、产业大洗牌，我将做什么，怎么做？
目前“大珠三角”的多数城市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如香港早期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后，要向高技术含量产业的转化而且这一转化尚未结束。东莞、深圳等地已经先走一步，以IT为主的信息产业已经成为他们的主导产业，东莞还要在松山湖大力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支援服务业”，深圳则立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广州由于历史原因，一边背着传统产业前行，一边急于补上重工业的课，在大南沙发展重化工和港口物流业，并将老城中的一些产业和功能转移出去，这是因为，没有重工业一直是“珠三角”的“软肋”，而这一重任只有广州才能承担得起来。南海私营企业、顺德乡镇企业、中山和珠海的地方国有企业其传统产业或产品，已经进入了衰退期，目前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整个“珠三角”的产业提升和调整，要把技术含量低的、污染型的产业或不适宜发展的产业调整出去，进行一次梯度转移，而能承接到这些产业的，无疑是周边那些商务成本低、投资环境较好的“珠三角”西部城镇，以及更广阔的内陆腹地。可以说，整个“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进入了新一轮产业选择的关键时期。
五、企业大洗牌，转变经营战略者昌
中国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史，是企业潮起潮落的历史，每当潮起时，大批新企业诞生；伴随着潮落，大批有不同缺陷的企业便销声匿迹。
在今天的宏观背景下，“珠三角”的企业群体面临着更多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已经到了关键的战略调整期，但挑战是现实的、显见的，而机遇却是潜在的，不确定的。由于曾经拥有的地缘优势、政策优势还没有固化为经济优势和品牌优势。一些企业在自我满足、固步自封、追求暴利、追求超常规发展的同时，不善于参与国际竞争，不善于驾驭金融、资本工具；在技术上只崇尚借鉴，不善于创新；重视科技人才，轻视管理人才；人文社会发育不全。所以在环境剧变的今天，“敏于行而拙于思”的“珠三角”企业首先面对的是一定要“先把事情做对”，也就是首先要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为企业做好战略定位，解决企业发展的方向问题，实现经营战略的转变，确保企业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空间；其次要为自己企业建立一个高效可行的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确保能很好地运行和赚钱；第三是搭建一个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获得优良的人力资源，推进企业目标的实现。
六，政府大洗牌，城市需要好政府
历史一再证明，政府在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成功的经济得益于出色的政府领导。我国的城市经营是政府主导下的一次全新尝试，这种模式既能发挥城市市长强力推动作用的优势，如大连的薄熙来、杭州的仇保兴那样，也有受长官意志左右，片面追求政绩或经济利益的缺点，也难免有部门本位主义的人为设租和腐败现象发生。要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模式，必须首先在新的发展环境下的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如何寻找到一条成功的政府组织再造道路，通过提高城市顾客的满意度来增强顾客自身的效益，通过城市顾客价值的提高来提升城市的价值，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已成为每个政府都要孜孜以求的课题。
在上海，从政府决策的出台到基层执行，从执行完毕到信息反馈，整个过程都有序运行、高效运作。上海的区长和镇长，很像兢兢业业的公司老总，公务员每天在单位的工作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满负荷的工作时间至少也有8个小时；在上海行政工作人员的时间表里，“请客吃饭”或“陪客喝酒”很少出现，许多在我们看来必需的应酬，都用工作餐取代，在其它地方，公务员两小时完成的事，上海的公务员只需半个小时就搞定。不仅如此，上海的政府是学习型的政府，社区是学习型的社区，干部是学习型的干部。公务员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最近看了什么书，什么文章，有些什么心得体会？周末参加双休日报告会，MBA、MPA培训以及英语、法律等专业知识学习蔚然成风，不学习的干部会遭到上级的严历批评。反观广东，我们看到，镇长开“大奔”已成为中国一道独特的风景，奢糜之风有时令人瞠目结舌，公务员的素质明显逊于上海。
“珠三角”曾以擅于“变通”而闻名，但走到今天这种水平，规范和服务就比变通重要多了。而规范更要注重高效率。在“珠三角”，有的城市投资项目的用地审批可以在二、三个月内办完，而有的则需要长达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这足见“珠三角”政府在体制上、服务的效率上的差距有多大。
“珠三角”的深圳政府则和其它城市不太一样，经济制度的创新历来是深圳发展的动力，一直在规范地与国际接轨，所以能够被国家授予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先行试点区。这也是深圳在特区不“特”之后，期望通过彻底改革政府行政体制而获得新优势的一个重大举措。有人说，如果深圳政府改革成功，形成高效、透明、廉洁、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运作模式，那将会掀起深圳新一轮的经济腾飞，以及新深圳精神对全国的全新辐射。而国家计委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杜平认为，现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正逐步向制度设计结合人文关怀的方向过渡。所以说，城市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是政府间的体制之争、效率之争，也是市长之间的过招。
七、人力资源大洗牌，高素质的劳动大军谁拥有
在“珠三角”的所有问题中，人力资源的问题最为关键，因为谁真正把农民变成市民，谁才真正实现了城市化。而原住民的文化素质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广东的不少农民依靠土地资源禀赋得到了致富的筹码，他们在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欲望，成为“食利阶层”的一群，也是低学习能力和低创造能力的一群。除此之外，广东目前还未城市化的农民，几乎是既不能打工又不能经商的一群，加上现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低素质“打工大军”，成为“珠三角”必须认真解决的长期课题，农民变市民，不仅仅意味着身份的转变，也不简单的是需要他们的观念跟着转变，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和技能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把“珠三角”逐步改造成为一个知识型的、学习型的社会，这对于每个城市来说，无疑是一个艰巨的考验。
走进新世纪，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成为中国持续发展的主旋律。因为新一轮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再一次给中国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而中国这次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包括了改造提升传统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换，以及发达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这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空前的。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迎来了新一轮城市化浪潮，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大北京经济圈的城市化建设如火如荼，新一轮城市化正在从几大经济增长极圈向全国扩散，中国的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每一次重大历史性契机的出现，也意味着竞争性的洗牌已经开始。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也正是“三农”问题破解和全面实现小康的双柄剑，这两大历史性的发展契机，无论对中国的区域经济、企业、政府还是个人，都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区域大洗牌，理念和目标高于一切
走进新世纪，“珠三角"发展中的内忧外患好象一下子全摆上了桌面，城市经济结构雷同，只见同质竞争，鲜有互补合作以及区域经济的整合，城市竞争力弱化……，来自各种渠道刺耳的争斗、争执和争论，人们还摆出来各种数据进行对比证明，令“珠三角”不仅失去了中国经济高地的自豪感，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竞争压力。
改革开放的25年里，数万名港商把香港80%的制造业陆续转移到了“珠三角”，在这里以低廉的生产成本开展加工贸易，形成“前店后厂”、转口贸易的区域合作模式。使广东成为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生产链最完备的制造业基地。而香港则成功地从以制造业为中心转型成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国际贸易大都会。这一双赢的局面还没维持多久，就被广州、深圳的很快地长大所打破，旧的“前店后厂”的模式已无法支撑两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如何通过有效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促进“珠三角”整体城市竞争力的形成和凝聚，变成了“珠三角”各城市首先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在西方，理念只是一种理论的结晶，而在中国，理念能统治人的灵魂和一切。当我们掉过头来看看长三角就会发现，早在80年代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就提出，上海要树立服务全国，面向全国的观念；十多年前，上海还在实力还很弱的情况下，就积极部署推动上海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一体化，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纳入了自己的“城市化”规划之中。2002年8月，“长三角”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开始启动。在今年的“十六大”江泽民同志的号召下，上海更进一步提出了融入全国、服务全国、共同发展的理念，要实现双赢、多赢、大家共赢的目标。反观“珠三角”，从过去的封闭发展，到现在提出的“大珠三角”概念，也包括目前“珠三角城市群规划”专家组所表达出的观点，其层面，其内涵，其深度、其广度都还没有达到上海的境界，更无上海那样的举措。为此，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指出：无论城市发展还是区域发展，规划是龙头。“珠三角”城市群规划要立足广东、着眼全国、面向世界，起点要高，做到五十年不落后。
虽然“珠三角”现在已经确立了香港的龙头地位，大家都已认识到了“广东制造”和“香港服务”是“珠三角”的竞争力所在。但是，粤港澳能有更高的经济理想吗？“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合作”、“整合”的前提首先是“统一”，只有首先做到了心通、脑通，有了共同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人通、物通、财通、信息通，而这一点，“珠三角”更有特殊性，虽然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双方不断靠近，市场的力量也在一直推动着这一进程，但在“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前提下，“珠三角”各自为政的现状以及地区间的利益纠葛，都使粤港澳一体化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直至目前，粤港政府还没有建立起长期的制度化的谈判机制，重大合作决策需要由特首或广东省政府来批，甚至要上报国务院，做起来远比“长三角”困难的多。如何象欧盟那样，尽早的形成一体化机制，是“大珠三角”一体化的又一重大课题。
二、城市大洗牌，走进战略致胜新时代
在当前巨大的社会转型期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WTO，面对以打造“珠三角”城市群整体竞争力为核心的区域整合，面对大广州、大佛山等城市发展空间的拓展和调整，面对国外新一轮的产业转移，面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农村城市化，面对港珠澳大桥等区域交通体系的重大变化，还有日趋激烈的城市竞争，发展中留下来的、不断增加的资源与环境压力、日渐凸现的城市就业问题、三农问题……，“珠三角”的每个城市到底该怎么走？虽然“珠三角”各大城市的功能分工已大体上各就其位，大中城市都基本完成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和审批工作，正处于通过近期建设规划组织实施的阶段；而对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完成总体规划修编工作的部分城市，第一个近期建设规划的时限已到，正相继进入第二个近期建设规划阶段。但不管那个城市，几乎规划总赶不上变化，一下子突然涌来如此多的新资源、新机遇、新问题和新挑战，使“珠三角”大地上所有的城市在发展路径的困惑和速度经济的诱惑中，都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发展战略，都期望能尽快寻找到一条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的归途。这一切也无不提示着“珠三角”的城市管理者，城市发展需要战略，战略管理成为城市应对环境变化和建立持久竞争优势的致胜法宝。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不少城市的战略意识开始觉醒，在编制发展规划时能从更大的尺度和幅射半径来思考问题，这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进步，它昭示了“珠三角诸侯规划”行将结束，“战略致胜时代”已经来临！
三、城镇大洗牌，小城镇路在何方？
广东省的小城镇现已进入了产业、人口向城镇集聚的城市化发展阶段，以“企业进园区，农民进城区”为特点的用地集中、开发集约、产业集聚、能量集合的园区整合和产业重组正在进行，通过园区承接新增量、培养新产业、营造新布局、创新新优势的策略，成为珠江三角洲的普遍共识。在农村城市化的推进上，广东省要将现有1529个建制镇（含县城所在镇）缩减15%，同时要突出重点，把发展小城镇作为加速农村城镇化的战略措施，用10年左右的时间，搞好300个中心镇建设，把有限的财力、物力放在支持中心镇发展上，实行用地倾斜政策，赋予中心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等具体的政策措施，强化其区域中心地位，提高其辐射能力，从而带动其他小城镇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据有关部门估计，“珠三角”还至少可发展20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工业城市，300－500个10万人口以上的中小城市，种种迹向表明，中心镇将得到更多的发展机遇并有一部分率先发展成为小城市或卫星城，而有一批小城镇将从广东省的经济版图上从此消失，还有一些在上一轮发展中落于人后的城镇，特别是那些不大不小，没有特色产业，看起来没什么优势资源的城镇，面对身边崛起的经济强镇和中心镇，在窘境中正绞尽脑汁地想出路，谋划着跨越式的追赶战略和发展规划。可以说，未来10年，整个“珠三角”的城镇要完成一次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面临着一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洗牌!
四、产业大洗牌，我将做什么，怎么做？
目前“大珠三角”的多数城市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如香港早期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后，要向高技术含量产业的转化而且这一转化尚未结束。东莞、深圳等地已经先走一步，以IT为主的信息产业已经成为他们的主导产业，东莞还要在松山湖大力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支援服务业”，深圳则立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广州由于历史原因，一边背着传统产业前行，一边急于补上重工业的课，在大南沙发展重化工和港口物流业，并将老城中的一些产业和功能转移出去，这是因为，没有重工业一直是“珠三角”的“软肋”，而这一重任只有广州才能承担得起来。南海私营企业、顺德乡镇企业、中山和珠海的地方国有企业其传统产业或产品，已经进入了衰退期，目前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整个“珠三角”的产业提升和调整，要把技术含量低的、污染型的产业或不适宜发展的产业调整出去，进行一次梯度转移，而能承接到这些产业的，无疑是周边那些商务成本低、投资环境较好的“珠三角”西部城镇，以及更广阔的内陆腹地。可以说，整个“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进入了新一轮产业选择的关键时期。
五、企业大洗牌，转变经营战略者昌
中国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史，是企业潮起潮落的历史，每当潮起时，大批新企业诞生；伴随着潮落，大批有不同缺陷的企业便销声匿迹。
在今天的宏观背景下，“珠三角”的企业群体面临着更多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已经到了关键的战略调整期，但挑战是现实的、显见的，而机遇却是潜在的，不确定的。由于曾经拥有的地缘优势、政策优势还没有固化为经济优势和品牌优势。一些企业在自我满足、固步自封、追求暴利、追求超常规发展的同时，不善于参与国际竞争，不善于驾驭金融、资本工具；在技术上只崇尚借鉴，不善于创新；重视科技人才，轻视管理人才；人文社会发育不全。所以在环境剧变的今天，“敏于行而拙于思”的“珠三角”企业首先面对的是一定要“先把事情做对”，也就是首先要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为企业做好战略定位，解决企业发展的方向问题，实现经营战略的转变，确保企业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空间；其次要为自己企业建立一个高效可行的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确保能很好地运行和赚钱；第三是搭建一个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获得优良的人力资源，推进企业目标的实现。
六，政府大洗牌，城市需要好政府
历史一再证明，政府在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成功的经济得益于出色的政府领导。我国的城市经营是政府主导下的一次全新尝试，这种模式既能发挥城市市长强力推动作用的优势，如大连的薄熙来、杭州的仇保兴那样，也有受长官意志左右，片面追求政绩或经济利益的缺点，也难免有部门本位主义的人为设租和腐败现象发生。要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模式，必须首先在新的发展环境下的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如何寻找到一条成功的政府组织再造道路，通过提高城市顾客的满意度来增强顾客自身的效益，通过城市顾客价值的提高来提升城市的价值，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已成为每个政府都要孜孜以求的课题。
在上海，从政府决策的出台到基层执行，从执行完毕到信息反馈，整个过程都有序运行、高效运作。上海的区长和镇长，很像兢兢业业的公司老总，公务员每天在单位的工作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满负荷的工作时间至少也有8个小时；在上海行政工作人员的时间表里，“请客吃饭”或“陪客喝酒”很少出现，许多在我们看来必需的应酬，都用工作餐取代，在其它地方，公务员两小时完成的事，上海的公务员只需半个小时就搞定。不仅如此，上海的政府是学习型的政府，社区是学习型的社区，干部是学习型的干部。公务员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最近看了什么书，什么文章，有些什么心得体会？周末参加双休日报告会，MBA、MPA培训以及英语、法律等专业知识学习蔚然成风，不学习的干部会遭到上级的严历批评。反观广东，我们看到，镇长开“大奔”已成为中国一道独特的风景，奢糜之风有时令人瞠目结舌，公务员的素质明显逊于上海。
“珠三角”曾以擅于“变通”而闻名，但走到今天这种水平，规范和服务就比变通重要多了。而规范更要注重高效率。在“珠三角”，有的城市投资项目的用地审批可以在二、三个月内办完，而有的则需要长达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这足见“珠三角”政府在体制上、服务的效率上的差距有多大。
“珠三角”的深圳政府则和其它城市不太一样，经济制度的创新历来是深圳发展的动力，一直在规范地与国际接轨，所以能够被国家授予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先行试点区。这也是深圳在特区不“特”之后，期望通过彻底改革政府行政体制而获得新优势的一个重大举措。有人说，如果深圳政府改革成功，形成高效、透明、廉洁、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运作模式，那将会掀起深圳新一轮的经济腾飞，以及新深圳精神对全国的全新辐射。而国家计委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杜平认为，现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正逐步向制度设计结合人文关怀的方向过渡。所以说，城市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是政府间的体制之争、效率之争，也是市长之间的过招。
七、人力资源大洗牌，高素质的劳动大军谁拥有
在“珠三角”的所有问题中，人力资源的问题最为关键，因为谁真正把农民变成市民，谁才真正实现了城市化。而原住民的文化素质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广东的不少农民依靠土地资源禀赋得到了致富的筹码，他们在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欲望，成为“食利阶层”的一群，也是低学习能力和低创造能力的一群。除此之外，广东目前还未城市化的农民，几乎是既不能打工又不能经商的一群，加上现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低素质“打工大军”，成为“珠三角”必须认真解决的长期课题，农民变市民，不仅仅意味着身份的转变，也不简单的是需要他们的观念跟着转变，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和技能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把“珠三角”逐步改造成为一个知识型的、学习型的社会，这对于每个城市来说，无疑是一个艰巨的考验。 很详细，现在看这些论述就更清楚了！ 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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