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区域核心城市比较分析- -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区域核心城市比较分析- -近十年北京与上海空间发展管理体制的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与北京相继提出了建设国际城市的目标。90年代的十年间，在国际城市的建设中，两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空间迅速扩张，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城市功能结构和功能布局急剧调整。
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历史背景下，上海和北京的城市发展始终伴随着制度的变革、政策的调整。源于实践制度的与政策创新往往是在一些大的发展项目的建设中取得突破的。本文主要通过上海浦东和北京中关村两个案例的分析，对两市近十年空间发展的制度变迁作一回顾和比较：简要介绍上海与北京国际化战略的提出，分析两市不同的区域发展基础和制度环境；以上海浦东和北京中关村为案例，分析城市发展中管理体制的变革；通过分析对北京今后的政策趋向提出建议。
一、建设国际城市的战略定位与区域发展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信息产业的带动下，世界经济出现了新一轮全球化的浪潮。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金融国际化和世界生产向新兴工业化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地区全面转移。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80年代，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90年代初，上海、北京等中国大城市相继提出建设国际性中心城市的目标。
（一）上海开发浦东和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战略定位与发展背景
上海，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远东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1949年建国以后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1978年以前，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全国1/3~1/4。80年代，随着4个沿海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的崛起，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80年代的十年间，上海GDP占全国的比重从7.1%下降到4.1%。上海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早在1983年，在《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有关学者就提出上海向多功能中心发展和开发浦东的建议。1986年，国务院在对《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之一”，“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从1986年到1988年，上海召开了多次国际性的研讨会，探讨上海的发展和浦东的开发。1990年4月，中央做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定。随着浦东建设的启动，对浦东和上海战略定位的认识也逐步深化，1992年最终形成了“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即以浦东的开发开放为龙头，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战略定位。
（二）北京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战略目标与发展背景
浦东的开发、开放实际上打破了在8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思想禁锢；同时也表明，中国的大城市开始参与世界城市体系中国际中心城市的地位竞争。在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中国的大城市开始重新审视中长期战略规划。
北京，中国的首都，第二大城市，有800多年（1153年金中都起）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1949年建国以后走了一条与上海同样的工业化道路。到70年代末，北京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和重工业基地。80年初，中央书记处对北京的建设做出了四项指示，明确提出，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发展要适合首都的特点，今后基本不再发展重工业。1983年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确定了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两个中心”的城市性质。80年代，北京开始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但城市发展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要不要发展经济和怎样发展经济”。80年代以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为北京的发展展现了新的前景。
1991年北京开始重新修订总体规划，1993年国务院批复实施。重新修订的总体规划中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目标。1995年，北京进行了新一轮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提出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战略规划。
（三）京沪两市战略定位与制度环境的比较
从京沪两市国际化战略目标的表述看，上海的“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是明确的功能定位，北京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定位并不明确。从战略措施上看，上海一开始就有大规模新区开发的国家战略支撑，北京则没有。
这种差别，一方面反映了在90年代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中，上海与北京的战略地位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也透视出，在国家的制度架构下，北京与上海有不同的制度环境。北京作为首都，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复杂关系，上海则有相对宽松的自治空间。战略地位的不同，导致北京CBD的建设比上海陆家嘴的开发晚了将近10年。不同的制度环境，也使得北京与上海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制度变革有不同的路径，北京的改革比上海有更大的难度。 二、新区建设中的制度变迁：浦东与中关村的比较
（一）浦东开发、开放中管理体制的演变
开发浦东，是孙中山先生在1919年所著《建国方略》中提出的设想。解放以后，上海曾多次提出和讨论浦东开发。90年代初，浦东的开发、开放，作为国家战略开始实施。浦东最初的规划控制区位于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紧靠浦西老市区，面积约350平方公里（1992扩大为522.7平方公里）。
在90年代的浦东开发中，浦东的行政管理体制做过三次大的调整，从管理体制上看，浦东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1、1990—1992年
浦东350平方公里的规划控制范围内，含三区两县：南市、黄浦、杨浦三区和上海县的部分地域，以及川沙县全县。开发初期，为了快速起动建设和实现在体制机制上的转变，上海市在浦东新区建立了行政协调的管理体制，即原有的三区两县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变；设立浦东开发办公室，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对浦东的开发建设进行总体构思、组织协调；市各委办局凡有需要的，在浦东设立开发办（处）；设立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对新浦东区开发进行总体规划研究和设计。
这种开发建设管理与日常行政管理并行的管理模式，在浦东开发初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保证了开发初期规划和政策设计的快速、高效。但传统的低效率的行政管理体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浦东进入实质性开发阶段以后，上海市对开发初期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
2、1993—2000年
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将黄浦、南市、杨浦三区和上海县的浦东部分，从原行政区划出，撤销川沙县，设立浦东新区。1993年初，成立了中共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和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新区工委为中共上海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新区管委会下设10个局办。新区不设人大和政协，由市人大和市政协派驻联络处。浦东新区的管理体制有以下特点：一是党政合一、政企分离。二是高级别、高受权，新区工委和新区管委会，均为副省级，享有计划单列市的权限。三是高度精简、统一。当时，上海市政府有100多个委办局，浦西的每个区县也有50个左右的局办。浦东管委会下设10个局办，800个编制，比浦西的区县减少了一半。
浦东新区的管理体制大体延续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的模式。高级别、高授权，有利于突破旧体制的束缚，有利于争取和行使国家优惠政策；高度精简的政府机构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90年代浦东新区的高速发展，与这种精简、统一、高效的管理体制有很大关系。
但作为经济转型和大规模开发期特定的产物，浦东新区的管理体制又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和“非正常”的特点。如新区政府对土地开发和引资的过多控制；人治；党政合一而没有正常组织机构；在500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没有区一级人大、政协，形成体制“空白”。
3、2000年至今
90年代后期，国家对浦东新区的优惠政策逐渐弱化，新区大规模开发建设基本结束。2000年，在浦东开发、开放十周年之际，上海市政府决定撤销浦东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体制，正式建立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浦东新区行政管理体制回归到正常的政治架构。
从90年代初的行政协调、大规模开发期的特区管制，到90年代末的行政回归，浦东新区管理体制的演变，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因为在体制的变化中，资源配置的基础，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不断市场化的过程。 （二）中关村发展中的制度变迁
与上海浦东不同，北京中关村的最初发展带有自发性。中关村科技园是在80年代“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80年代初，中科院的一些科研人员下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批科技民营企业。80年代在西北郊的中关村地区，科技民营企业不断聚集，自发形成了电子产品“自由市场”的“电子一条街”。1988年，国务院批准在以中关村为核心的西北郊1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建立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高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90年代末，试验区重组为“中关村科技园区”，重组后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一区五园”（海淀园、昌平园、丰台园、电子城、亦庄园），形成了环绕北京中心城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2000年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建设 ，在海淀园的中心区动工兴建科技园区的商务功能区——“中关村西区”。
从管理体制上看，中关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1988—1997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设立初期，建立了以区为主的管理体制。试验区设立办公室，作为海淀区政府的派出机构。1992年北京市又批准设立了丰台和昌平两个科技园区。1995年经国家科委批准，丰台和昌平两个科技园区划入试验区范围，形成了“一区三园”的格局。三个园区仍由各区管理。
2、1997—1999年
1997年，经北京市政府批准，成立了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委会，即“大管委会”，建立了“一区三园”统一的管理机构。大管委会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具有市级经济管理权限，但主要工作是统计、协调，三个园区仍以各区县管理为主。
3、1999年至今
1999年国务院批复北京市和科技部《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中关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北京高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北京电子城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高新技术园区划入中关村科技园区。至此，中关村科技园区形成了“一区五园”的格局。新的中关村科技园的管理架构，分为三个层次。上设由北京市、科技部、教育部组成的中关村科技园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一位副市长任主任，北京市相关委办局的负责同志兼办公室成员。办公室同时又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管委会，各园区是管委会的成员单位。办公室的主要职能是协调、联络、信息咨询、推介和研究。五个园区中亦庄科技园属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城由北京电子工业集团管理，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由区县管委会管理。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管理架构和办公室的管理职能看，这是一个北京市与中央部委，市区职能部门与区县政府间“协治”[1]的管理模式。“协治”近些年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中关村科技园区在园区管理中引入“协治”的管理模式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势。 （三）浦东与中关村的比较
上海浦东的开发和北京中关村的建设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城市国际化进程中两个成功的案例。90年代的十年间，浦东的GDP增长了13.3倍，年均增长21.3%，浦东新区GDP占上海全市的比重上升到19.8%。中关村90年代末，技工贸总收入1679亿元，上缴税费总额61.6亿元，对北京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
上海浦东和北京中关村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典型。
浦东的开发、开放作为国家战略，靠高起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吸引外资，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中关村则自发起步，利用本地资源，培育民营经济，从渐进积累到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中关村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比浦东晚了将近十年。
从管理体制的演变看，浦东的开发，大体延续了改革开放初期特区的模式，组建高级别、高授权的派出机构，在强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下，引入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利用优惠政策，集中开发、集中建设，实现短期内的超常规发展。在完成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以后，新区的管理体制回归到“常态”的体制架构。中关村，则在原有的体制架构和自然形成的市场环境下，由当地区一级政府派出低级别的服务、协调机构，整合区域资源。随着园区的扩张，出现了市区两级政府双重协调，地方政府与中央部门协治的复杂的区域治理结构。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中关村是在原有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浦东有更复杂的区域背景。
三、结论与建议
90年代初，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标志着中国的大城市开始参与世界城市体系中“中心城市”地位的竞争。1990年代以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以“国际城市”为目标的城市建设和功能调整，伴随着我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伴随着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和大规模的新区建设。在这一进程中，城市空间发展的管理体制不断变革和创新。如果说上海浦东的“特区”制度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城市空间发展管理体制的一种普遍的模式；北京中关村重组后的“协治”则代表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城市空间发展管理体制变革的一个新的趋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改革开放初期，靠划定一定区域，采取强政府和优惠政策导向的“非常态”的特区治理模式将逐渐淡出。通过“协治”，整合区域资源；通过“协治”，解决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协治”，吸引外部投资，将成为在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空间发展管理新的制度选择。
“协治”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不同利益主体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利益主体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团体、当地居民等等。“协治”就是通过协商、谈判，解决（行政体系下不能或者很难解决的）不同利益主体间复杂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形成一种超越行政体系的特殊的法制化的秩序，“协治”谋求的结果是“双赢”。
不同于行政的等级体系，“协治”不存在金字塔式的科层结构。因此，行政级别对等，不是“协治”的原则，每一个利益主体都是平等的谈判方。
“协治”对于区域背景复杂的北京来说，尤其重要。因此，中关村重组后的治理模式对于今后处理空间发展中北京市域内各区域之间、北京与周边省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处理地方与中央各部门、中央驻京单位的关系都有借鉴意义。
城市空间扩展与区县一级的区域利益直接相关。因此，“协治”要充分发挥区县一级的积极性，发挥区县一级政府在协商、谈判中的主导作用。把“协治”机制和制度的操作层面建立在行政级别较低的区县一级，实际上有利于避免行政权威的不当干预；有利于建立超越行政体系的法制化的秩序，解决那些行政体系下不能或难以解决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1] “协治”(governance,也译为“管治”)，指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是政府、企业、社会团体），通过谈判签订双边协议，解决合作中的利益关系，并形成法律文本，通过联席会议或其他组织形式，履行协议，形成法制化、制度化的合作关系。 北京、上海现代制造业发展的比较研究
北京、上海是我国经济、科技等综合实力最强的两个城市。它们具有相似的区域经济地位、要素禀赋等经济发展基础。在国际经济、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它们都将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产业关联度高、符合环保等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现代制造业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力求成为各自所在的区域及我国的现代制造业中心。现代制造业逐步成为推动两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对北京、上海现代制造业发展现状、优劣势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认清形势，找出自身的长处和不足，并采取有效对策进一步促进北京现代制造业的发展。
一、北京、上海现代制造业发展概况
⒈北京现代制造业发展概况
北京的现代制造业主要包括电子信息产业、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生物工程与新医药产业、汽车产业及新材料产业等。在北京的现代制造业中，高新技术制造业占很大比重。高新技术产业中电子信息产业一枝独秀，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等产业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规模过小。在电子信息产品中，移动通讯产品又“一品独大”。北京现代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反映了其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发展潜力较大。
北京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以园区为主要载体，并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电子信息产业群，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星网工业园的移动通信产业群等。北京的现代制造业集群呈现出价值链区域分工的雏形。市中心区、CBD、中关村科技园区日益成为制造业企业总部的集聚地，汇集了联想、方正等知名高新技术企业的总部；中关村科技园区特别是海淀园成为高新技术制造业的研发基地和技术创新中心，集中了中科院、北大、清华等我国最具实力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并吸引了微软等一批国内外著名企业在这里设立研发中心；郊区县工业区逐步成为生产配套基地。在北京的现代制造业集群中，规模经济效应、协同创新效应、品牌效应等集群效应初步显现。
结合自身实际，北京确定了重点发展汽车、微电子、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与新医药等四大产业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四大基地、十大产品的目标，力求打造多个支柱产业和有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集群。
⒉上海现代制造业发展概况
与北京相比，上海的制造业基础较为雄厚。从规模看，2000年上海制造业（规模以上）完成工业增加值1611亿元，为北京同类指标的2.4倍。除职工人数以外，其他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高出北京一倍以上。从效益看，2000年上海人均劳动生产率为9.61万元，远高于北京4.27万元的水平。较强的制造业实力成为上海现代制造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目前，上海已形成了电子信息、钢铁、石化、汽车、装备制造业和生物医药等六大支柱产业。与北京类似，上海的现代制造业也基本上以集群的形式发展。如汽车业，汇集了通用、大众等生产厂商，生产汽车齿轮、汽车饰件、汽车电子的协作配套厂商及生产摩托车的相关厂商，形成了垂直和水平分工协作的格局。上海致力于成为整车制造业和关键零部件制造业中心、研发设计中心、营销中心，通过培育具备更强大竞争优势的汽车产业集群来提升汽车产业的竞争力。再如生物医药业，以瑞士罗氏制药等企业为主体的上海张江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企业群体、以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等为主体的新药创新体系等日趋形成。上海正全力打造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基地［１］。
园区也是上海现代制造业集群的主要载体。“郊区体现实力和水平”，生产加工环节逐步向郊区特别是“1+3+9”工业园区集中（注释）。这些园区各项主要指标均占全市工业三成以上，成为全市经济的重要支撑点和发展的动力源。与北京相似，上海的园区也存在产业集聚程度不高、功能相近等问题。
外资对上海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00年，上海信息产品制造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工业总产值、利润等多项经济指标均占全市同类指标的80%以上。国际上一些知名企业的参与，带来了资金源、技术源和市场源，带动了上海现代制造业的升级。 二、两市对比，上海发展现代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一）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区域支撑
1.有力的区域支撑是上海现代制造业崛起的强大依托
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前缘，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最大的城市密集带，区内各城市之间联系紧密，经济协作水平较高，是我国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和对外贸易基地，是全国重要的经济核心区。就发展现代制造业而言，长三角各地既有分工，又有协作，企业群密集，在上海周边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成为上海发展现代制造业的巨大依托。
长三角各地存在层次分明、衔接紧密的发展梯次。上海处于工业化的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迈进的发展阶段，江浙等地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这就使上海的现代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与周边地区进行有效的分工合作，达到优势互补。实践中，上海与区域的合作比较密切。从合作主体看，既有企业之间的合作，又有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还有江浙企业聘用上海专家、教授、工程师、技术人员的合作；从合作方式看，有以资产为纽带的相互参股、控股以及兼并的合作，有不改变产权关系的租赁、承包经营、委托经营合作，有上海向江浙提供信息、技术和管理的合作，有上海出品牌及相应的技术、管理，江浙出资金和劳动力的生产加工型合作，有以上海为销售窗口，江浙为生产基地的“前店后厂”式合作［２］，等等。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上海周边地区积极实施“主动接轨上海，无缝对接上海”的发展战略，逐步成为上海现代制造业的生产加工基地、协作配套基地。
同时，区域产业发展的关键资源、优势资源也不断向上海集中。如江苏同创集团、春兰集团等或将企业的决策机构、营销中心、研发中心迁至上海，或兼并、收购上海的国有、集体企业，实现资产重组优化，共享上海的发展机遇。
在上海与其周边地区进行技术、经济的合作与分工过程中，区域内初步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产业带。上海因其在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区域现代制造业的研发和技术创新中心、营销中心以及管理控制中心，占据产业链的高端地位。上海的郊区县和商务成本较低、工业基础较好的周边地区成为生产配套基地。优势互补、分工协作使上海与其周边地区形成合力、共同发展。
2.区域支撑的缺位制约了北京现代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与上海相比，北京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区域支撑明显不足。虽然北京正逐步成为区域现代制造业的研发、营销中心和总部所在地，但生产制造、协作配套环节的薄弱成为北京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上海通过区域合作解决这一问题，而北京在郊区县、京津冀地区、环渤海地区等各个区域层次上都存在不足：虽然北京正努力在郊区县建设现代制造业的生产配套基地，但水、电等生产要素缺乏，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等不利因素制约了北京郊区县这一功能的发挥；对北京周边的河北等地来说，相对落后的经济基础限制了其对首都现代制造业的支持作用。与北京毗邻的天津，虽然工业基础较好，现代制造业也具有一定实力，具备与北京联动发展的客观条件，但主观上缺乏与北京分工协作的意识和主动性；而传统上，北京与环渤海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较弱。
由于缺乏有力的区域支撑，缺乏有效的生产配套，没有形成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使得北京许多研发成果在外地实现产业化，一些产业关联性较强的项目选择在上海投资，北京一些企业的经济效率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研发与生产不能有效地互动，如此等等，都抑制了北京现代制造业的发展。 （二）现代制造业的现代服务业支撑
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相辅相成，发达的现代服务业会为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又带动了现代服务业水平的提升。北京、上海都是我国现代服务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但比较而言，上海的金融、物流等服务业比北京略具优势，从而更有力地支撑了现代制造业的发展。
上海已初步成为我国的金融中心，建成了以外滩——小陆家嘴地区为中心的、全国最大的CBD，成为中外金融机构密集的区域。上海是我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最多的城市，世界前50位大银行已有80%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并有16家外资保险公司、80多家外商投资性公司落户上海。在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汇集了证券、期货等8家国家级要素市场、130多家中外金融机构、200多家投资性公司[3]。这些机构为上海及周边地区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灵活的政策也使上海具有较为宽松的金融环境。
北京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总部的所在地，是我国金融业的管理调控中心。同时，这里还聚集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行等多家国内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在我国，北京的金融地位也是举足轻重。但由于作为首都的特殊性，中央的政策导向使得北京不能营造象上海那样宽松的金融环境，如在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等方面落后于上海。与上海相比，北京作为我国金融中心的功能稍显逊色。
现代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资金密集型产业，上海略具优势的金融环境使得它在对现代制造业的资金支持等方面略具优势，从而增强了对产业投资特别是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此外，上海的现代物流业也比较发达，正规划建设外高桥、浦东空港、深水港和西北四大物流园区，并争取成为全球物流供应链中的重要枢纽性节点。这也是推动上海现代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三）发展现代制造业的产业基础
上海是经济大市和老工业基地，相对完备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相对成熟的技术工人，浓厚的制造业产业文化和商业文化，都为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产业基础。同时，商务成本也是大城市发展现代制造业重要的基础条件。为降低商务成本，增强引资竞争力，上海启动了173个项目，将位于市郊的嘉定、青浦、松江三区建成面积173平方公里的“降低商务成本试点园区”，降低地价等硬性商务成本。同时提出将这里建成政府服务“高地”。如在青浦试点园区实行项目审批的“绿色通道”，一口保送、分段审批、限时办结、减少收费，使项目审批比一般情况提速三成。
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制造业的发展几经波折，没有形成现代制造业发展所需的完备、深厚的基础产业和产业文化，缺乏蓝领工人，商务成本也居高不下，这都影响到北京现代制造业的活力。 三、两市对比，北京发展现代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一）现代制造业的研究开发支持能力
现代制造业的重要特征是科技含量高，并由此产生较高的附加值。因此，研究开发环节是现代制造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研究开发水平是决定一个区域现代制造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与上海相比，北京的研发实力较为雄厚，研发能力较强，从而使北京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从源头上具备了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潜力。
1.较强的研究开发能力是北京现代制造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
北京是我国智力、科技资源最密集的地区。拥有国家级科研机构400多所，高等院校60多所。2000年，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26.1万人，这些人员大多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20.6万人，占78.9%。拥有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600多人，占全国两院院士总数的50%以上。这些战略资源使北京有实力进行主动型的自主开发，实现源头创新。目前，北京承担国家三大计划（863计划、基础研究计划、攻关计划）项目数和获得经费数高居全国首位。
北京研究开发的投入水平较高。2000年，北京研发经费支出155.7亿元，占全国的17.4%，占GDP的比重为6.3%，达到世界发达地区水平。相对于投入，北京研发的产出水平也较高。2000年，北京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074件，占全国的17.4%。技术市场成交额为140.3亿元，占全国的21.6%。均领先于其它省市。此外，发表论文数和出版专著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等反映科技产出水平的指标也居全国之首。
北京产学研之间的联系存在广泛的空间。高校、科研机构在战略层次的研究中有许多独到的贡献，对企业的市场开发产生了战略性的指导意义。中关村则是一个较成熟的科技创新载体。
北京也形成了比较浓厚的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这主要得益于中关村独特的科技创新文化，这种意识倾向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逐渐在社会上弥漫，在人与人、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互动中得以强化，逐渐发展成为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大环境。
北京强大的科研实力以及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为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动力源泉。在这里，不断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项目。如0.25微米32位CPU芯片“方舟一号”和“方舟二号”，百万门级专用图像芯片“星光一号”，博奥生物芯片等。其中，由位于中关村的北京中芯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方舟一号”CPU芯片，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实用化32位嵌入式CPU芯片，它结束了我国信息产业没有自产芯片的时代。“方舟一号” CPU芯片成功应用于网络计算机，实现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CPU的产品化。对于保障我国信息安全、提高信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2.与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要求相比，上海的研究开发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上海的科技创新偏向于以引进技术为主的二次创新。上海将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结合起来，成为我国最先引进、消化和向全国传播发达国家创新成果的基地。目前上海高新技术产值中，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高达60%，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上海自主研究开发能力的不足[４]。
与北京相比，上海研发投入的水平较低。2000年，研发经费支出为73.8亿元，仅为北京的1/2，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6%，也落后于北京。从研发的产出水平来看，2000年，上海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为304件，仅为北京的1/3。技术市场成交额、发表论文数和出版专著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等指标也与北京有一定差距。上海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大多通过行政机制来实现，缺乏自主合作、市场化推进的协作机制。同时，浓厚的商业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创新、创业的科技文化。
虽然北京的研发能力优于上海，但研发环节不是孤立的，它与现代制造业产业链的其他环节联系密切。因此只有保持各环节的协调发展，北京才能保证研发环节优势的发挥，上海也才能弥补在这方面的相对不足。 （二）首都优势
作为我国的首都，北京发展现代制造业至少具有信息、市场、品牌等方面的优势。
信息方面。北京聚集了与现代制造业有关的政府管理部门、行业协会、行业信息研究机构，一些重要会议也在这里召开，使得现代制造业企业、科研部门等能够及时、方便地获得相关的技术、政策、市场等方面的信息。
市场方面。北京作为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大型企业集团总部等重要机构的所在地，对现代制造业的产品有庞大并且高标准的市场需求。同时，与重要政府部门的沟通是许多现代制造业企业如通讯类企业拓展业务的关键环节，在北京则比较容易获得相关的公共关系资源。这就使得北京的现代制造业因区位而获得得天独厚的市场需求优势和市场开拓优势，成为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动力。
四、进一步提高北京现代制造业发展水平的对策
⒈加强区域协调，形成区域发展现代制造业的合力
发展现代制造业是一个城市和地区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京津冀、环渤海地区的各省市都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都具有发展现代制造业的潜力和愿望。实现分工协作，形成合力，是区域内各省市促进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各地政府应首先从思想上认识到区域合作的重要性，认清各地区由于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只有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才能充分挖掘自身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生产力潜能，从而取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从思想上统一认识，各地各级政府才会从行动上积极付诸实施，放弃单个地区、部门的短期利益，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协作，追求自身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是区域中高素质人才、资金、信息等战略资源的聚集地，应成为京津冀甚至环渤海地区现代制造业的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中心、营销中心、管理控制中心。同时由于土地、水等常规资源的缺乏，决定了在北京不可能有完备、大规模的生产加工基地、协作配套基地。北京应在巩固具有生产配套功能的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基础上，通过企业的资本运作等方式加强与区域其他地区的协调和联系，弥补自身缺陷。
天津具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可以成为区域内仅次于北京的“亚中心”。北京与天津应加强政界、企业界、学界的联系与沟通，达成经济协作、协调能实现“双赢”的共识。天津因其较低的运营成本等因素，可以部分承担北京现代制造业生产配套基地的功能，与北京实现分工协作。如摩托罗拉，将其总部迁至北京，而生产基地仍在天津。同时，天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汽车业等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使其可以与北京在这些产业上既竞争又合作，实现协同创新等集群效应。
河北一些经济实力不是很强的地区，希望通过建设工业园区的方式接受京、津等较发达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可以从有利条件、不利条件两方面看待这类地区。从不利的方面来说，这类地区经济、技术基础薄弱，科技人才不足，资金缺乏，政府的经济管理水平较低。从有利的方面来说，由于是从空白开始，这类地区可以进行较科学的定位和规划，从而避免了一些弯路。北京应加强与这些地区的联系与沟通，并鼓励企业的微观运作与当地政府的宏观运作相结合，培育这些地区成为北京的生产配套基地。 ⒉充分利用研发资源，促进北京现代制造业研发优势的确立
较强的研发能力是北京现代制造业发展的优势所在，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是北京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首先，应继续通过优惠的财税政策、资金支持等形式鼓励企业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或二次创新，不断推出高科技含量的新产品，保持活力和持续的竞争力。其次，应进一步加强产学研结合。通过产学研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与合作，知识、人才的共享等有效途径，使企业不断得到理论的指导，进行高起点的技术创新；使高校、科研院所能够与市场融合，提高研发成果的实用价值和经济性，提高其产业化水平。第三，政府应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等研发机构进行基础研究，保持科技研究的前瞻性，实现源头创新。从而为北京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充足、强大的技术储备和技术支撑，保证北京现代制造业能够占据产业链的高端地位，不断增强竞争优势。 楼主辛苦！！！！太辛苦了！！订订 谢谢了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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