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武汉－－两起两落成“洼地”
湖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要走在中西部前列，建设“武汉经济圈”是实现这一宏愿的重大战略抉择。武汉是湖北的龙头。
武汉是中国中部的轴心。
复兴武汉，是六千万湖北人的期盼。
自武汉开埠以来，它曾与上海并称为我国的两大经济中心。改革开放以来，武汉的发展虽历经阵痛，但伴随新世纪的来临，武汉的发展开始凸现，其集聚和辐射效应开始放大，以武汉为龙头的“武汉经济圈”已具雏型。研究和推动“武汉经济圈”的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经过两轮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上海、北京、广州作为中国内地三大城市的地位已经无可置疑。如今，三座大都市分别率领着我国“三大经济圈”向着更高的目标——全球第六大都市圈冲刺。与此同时，有关谁是“中国第四城”的争夺也应运而生。由于这一地位的争夺与“中国第四增长极”、“中国第四经济圈”、“中国第四都市圈”的争夺混在一起，已经引起国际投资者与战略家们的关注。
武汉，你能成为中国大陆“第四城”吗？
武汉，你能引领六千万荆楚儿女锻造“中国第四经济圈”——武汉经济圈吗？！
第一篇：两起两落成“洼地”张之洞提升武汉价值国字号工程造就武汉现代工业中部没有崛起反而成了“面窝”武汉正在被腹地化
第二篇：敢造中国第一市“东方芝加哥”之梦武汉的真正优势是“水中智造”历史性课题三城一体“大武汉”外城战略
第三篇：打造园区产业集群一种极具竞争力的产业态苏州战胜上海的秘密在园区里的感觉真好！产业集群是一场艰苦的商战武汉的希望…
第四篇：整合华中大区城市辐射的新变化武汉人手中的三张牌领先制造也会赢重组大区运能谁来转动中国经济的巨轮？
[[i] 本帖最后由 房策族 于 2007-4-4 09:25 编辑 [/i]] 第一篇 两起两落成“洼地”
有人把中国经济地图比作一幅扇面，有人把中国经济地图比作一条龙。“扇面”也好，“龙形”也罢，无非是强调上海的作用。要是把京津、广深、成渝三大地区都拿进来，我们更倾向把中国经济地图比作一个以武汉为轴心的“巨轮”。
打开中国地图，以武汉为中心，作半径为1000公里左右的圆。再加上长江黄金水道、京广铁路，还有纵横交错的运输网线，这不是一幅旷世绝佳的“巨轮”吗？2002年中国内地GDP总额过1000亿元的24个城市就有20个被划在这个巨大的轮盘里面，2002年中国企业100强中有94家被划在这个巨大的轮盘里面，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都在这个同心圆的圆周上。在这个巨大轮盘上，沿顺时针方向，分别是京津塘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闽厦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桂柳邕经济走廊、成渝经济圈、呼包银经济走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轮辋。
在中华复兴的征程上，多少历史巨人用不同的方式启动着这一经济巨轮。
18年经营：张之洞提升武汉价值
武汉城市的发育比较久远。大约在3500年前的商代就有了武汉的早期城市。这个地方在汉口以北20公里处的盘龙湖边，又称“盘龙城”。据考证，盘龙城是长江地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城。
然而，直到2000多年后的明成化年间，因汉水改道，汉口小镇才开始形成规模。后来，在江汉平原物流的滋润中，明末清初，汉口已发展成全国四大名镇之一。
1889年，张之洞来到武汉，开动武汉近代化列车。
张之洞到来后，在武汉办了许多大事：建立了当时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枪炮厂、棉纱厂，修筑了贯穿中国南北的第一条以汉口为起点的京汉铁路。加上后来修建的粤汉铁路，构筑起武汉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独一无二的水、铁运输的枢纽地位。张之洞大举兴办洋务，使武汉一跃成为晚清洋务重镇，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对外贸易大港。1895-1913年，在中国人创办的近代企业中，武汉排名第二，创办资本额亦位居第二。
长江黄金水道是当时中国内陆运输网络中的主干物流线，加上武汉附近的冶炼生产技术，造就了武汉的制造业文化。抗战前，武汉的钢铁、电力、机械工业初具规模，纺织工业与农副产品加工业也迅速繁荣起来。当时，武汉的金融市场也格外活跃，武汉拥有10家外资银行和28家内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300多家。
抗战爆发后，武汉的工业企业或大量内迁，或遭战火摧毁，武汉工业刚开始繁荣就凋谢了。 建国20年：国字号工程造就武汉现代工业
“一五”期间，根据工业建设的基本任务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国家重点建设由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156项工程国的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以及武汉长江大桥等重点工程的开建，使武汉成为“一五”计划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而在同一时期，上海等原有的一批工业城市则排在了计划表的次要位置。
1955年9月，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开工，1957年建成通车，打通了京汉、粤汉铁路，“天堑变通途”，大大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在中国运输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中国从此由水运时代真正跨进铁路时代。
国家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打造了“武钢”、“武船”、“武重”、“武锅”等一批响当当的“武”字头企业品牌。大到船舶、桥梁，小到手表、螺钉，“武汉制造”响誉全国。
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进一步加强了武汉的工业地位。按照当时主管全国计划工作的李富春的思路，“大三线”大致是以甘肃省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显然，30多年后以广东、上海、北京为中心的三大经济圈，都被圈在了“三线”之外，而武汉却在这场“工厂再造”运动中沾了一点边。第二汽车厂、葛洲坝工程、武汉青山火电厂等一批“三线工程”的建设，无疑使武汉这座工业重镇的经济地位更加稳固。
与此同时，从“三线建设”中成长起来的成都、重庆等工业城市，使西部经济走上工业化轨道，中国经济巨轮的轮廓开始显现，从另一方面加重了武汉的物流枢纽地位。今天的长虹、嘉陵等一批名品的背后，都留有一丝“三线工程”的影子。
“三线建设”工程对国民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一方面使上海、广州、天津这些传统工业城市边缘化，一方面又造就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武汉因此成了计划经济的“宠儿”。
无论是张之洞推行的“湖北新政”，还是毛泽东领导下的“赶英超美”，都把武汉放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形成了“中间开花”的结局。不过，这朵两次盛开的中部之“花”，却带有鲜明的国防味道。 改革开放20年：中部没有崛起，反而成了“面窝”
改革开放之初，武汉市的综合实力全国排名第四。按1982年底的统计，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净产值、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与实现的利税额排名，武汉均居第四位。20年过去之后的2002年，武汉的排名一下子落到了第11位。这仅仅是武汉市市长李宪生的说法。如果按照倪鹏飞博士的排名，武汉市在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中的排名，2002年、2003年连续两年都排在第14位上。有人将中国大陆主要的38个城市分成了8个档次，其中，武汉等8个城市被排在了第四档上。按照序列数一下，武汉位列第12位。
“两通起飞”、“中部崛起”、“扁担理论”、“东引西联”……湖北出了这么多“理论”，实施了这么多的“战略”，为什么还是发展不起来？有不少人对此进行了评析，认为关键是两点：一是自主意识不足。这些理论，无一例外的存在严重的依赖思想。二是只提目标没有措施，如“湖北要在中部地区崛起”等，这些都是发展目标，而不是战略。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复杂的发展思想体系。
武汉在中国经济的大棋盘上处于“天元”的位置上，腹地资源的强烈诱惑使人总想在“通”字上做文章。其实，长考之后才发觉：不通必亡，通也难胜。
多年来，在台海两边一直在争论着的“三通”问题，除去其政治因素外，在经济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与当初武汉实行“两通”战略之间，颇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二者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利用巨大的潜在腹地资源。台湾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利用好大陆腹地资源。同样，武汉经济要起飞，也必须利用好大陆的腹地资源。然而，在市场分割太久太久之后，区域市场之间存在的难以逾越的“市场悬崖”便成为人们开放的障碍。
有人把“两通起飞”战略与张之洞经营武汉的做法进行一番比较后认为，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两通起飞”战略就是片面经营的概念，导致武汉制造业全军覆没。张之洞经营武汉也是从流通开始的，他到武汉来主要目的就是修京汉铁路，后来又修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等，但他不仅仅限于流通和交通，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办铁厂、办枪炮厂、办缫丝厂、织布厂上，亦即放在近代制造业上，所以他成功了。
在一个不是充分竞争、地方割踞的市场里，“两通”不仅无法起飞，反而会导致市场的丢失，伤及制造。20世纪80年代，武汉一批名牌产品的倒台，恐怕就是“两通”战略的祭品。
1987年，湖北省社科院的学者提出了“湖北要在中部地区崛起”的口号，当时省党代会把这个口号作为省委省政府的指导思想。但是，十多年以后，这个本该崛起的地方反而塌陷下去。有人形容之：“湖北不但没有在中部地区崛起，反而成了一个面窝”。究其深层原因，在于这个口号仅仅只是表达了湖北发展的目标愿望，而没有有效的战略措施。
围棋有句术语，叫做“金角银边草肚皮”。意思是说，边边角角的地方容易控制，而棋盘上中部一带的位置难以经营，因而弈棋者通常先从边角处投子。要是这种战略思想能够用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就比较容易解释二十多年来武汉为什么没有受到重视。国家两次开放政策的释放，都与武汉无关。
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这一政策与武汉无缘。1984年，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这一政策又与武汉无缘。这两次开放，对武汉造成的负面效应是明显的：在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内地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技术知识资源向沿海开放城市流失。内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显著下降。
1992年，长江沿岸包括武汉在内的10个城市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被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时，武汉已经失去了大量经营资本。不仅如此，作为特大城市的武汉还面临着一系列压力：巨额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需要偿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需要再就业，大量的低收入者需要解决最低生活保障，庞大的政府机器需要保持运转……等等。当新的世纪到来之际，武汉和内地的所有大中城市一样，是带着满身的“伤痛”参与到区域经济竞争舞台上来的。 进入新世纪，武汉正在被腹地化
今年3月，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两次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之比较”的文章中曾指出：“由于武汉在全国开放格局中属于晚开放类型……武汉在华中地区及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传统优势地位受到挑战，城市边缘化趋势愈演愈烈。”
笔者认为，用“边缘化”来描述武汉的状态，也许过于恐怖。但是，用“腹地化”这一概念来描述，则一点也不过分。
当21世纪的钟声敲响时，武汉的地位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最为明显的是，物流改变了武汉节点的地位。
毫无疑问，历史选择武汉，是因为武汉同时拥有了长江黄金水道与京广南北大动脉。可是，十几座长江大桥的修建，京九铁路的贯通，公铁运输网的加密，长江黄金水道的退化，已使武汉渐渐失去了华中交通枢纽的功能。交通网络的密度增加后，武汉的区位优势及其腹地资源优势被摊匀了，像长江航运、南北铁路通道等等那些独有资源的垄断性价值已经缩水。
与此同时，资本之力牵动着人们的眼球。开放带来海洋文明的再次兴盛，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的经济圈形成，资本的快速积聚，使人们不再用资源是否富集来标示一座城市的价值。相反，资本之力重新牵着人们考察浙江，考察江苏，考察广东……人们喊出了发自内心的口号：融入上海经济圈，融入珠三角经济圈，融入环渤海经济圈……
地球人都知道：中部人一致转身向外啦！
南昌人说：“现在轮到我们了。”
江西人认为，他们是东部的内地，又是内地的前沿，显然具有“近水楼台”的先机。他们仔细掐算，南昌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距离几乎相等，都是700公里，与闽东南三角洲的距离更短，只有约500公里。从八十年后期开始，江西省做了十几年的“昌九经济走廊”轴心。当新的判断做出之后，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南昌建成“现代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文明花园城市”。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今年3月做客新华网时，向全球网民描绘了江西“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经济发展定位。他们要将江西打造成产业梯度转移的承接基地、优质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劳务输出基地、旅游休闲的后花园。
湖南：丢开武汉，向珠三角“求爱”。
在打造新型城市群的实战中，湖南更是先行一步。相对于武汉而言，长沙人总认为自己居住的城市太小，因此，他们不惜把附近的株洲、湘潭两市拉进来，沿着湘江水脉，建造一个足以与外市抗衡的新都市。1997年开始，湖南长沙株洲湘潭经济一体化不断得到推进和深化，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战略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特别是湘江流域日贷环保项目、长株潭城市发展世行贷款项目的准备与实施，长株潭面貌正在发生巨变。为了打造全新的城市群，三湘人甚至不惜将省政府新机关大院南迁。三湘人给这种新城打造动作赋予了一个很动听的概念，叫做“放松长沙”。其实，他们的真实想法是把湖南建成“广东的菜园子”，开辟出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承接地。
安徽人：短暂的犹豫，还是真的分不清“东西”？
曾几何时，安徽人自嘲“不是东西”。在发展方向的选择上，安徽人也是有很多选择余地：他们可以沿陇海线经济带发展，也可以沿京九线经济带发展，还可以沿长江经济带发展。可是，资本的力量最终还是把他们向东拉去了。“合肥都市圈”的规划研究从去年就开始了，他们打算构建以合肥市区为中心，涵盖肥东、肥西、六安、巢湖、舒城、庐江及长丰、寿县部分地区的合肥经济圈。安徽人自己也明白：打造“合肥都市圈”的过程将面临着来自周边大城市的巨大“挤压力”。城市规模不大、经济实力不强的合肥处在南京都市圈、郑州都市圈和武汉都市圈交汇区的边缘，使省内城市呈现一种离心状态。宣城、宁国、黄山正在往江浙靠拢，芜湖、马鞍山、滁州在向南京接近，阜阳、亳州在朝郑州方向走去。但是，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他们要奋力成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州：这座正在被腹地化的腹地中心城市，方向的选择才是最困难的。
郑州地处中华腹地，九州之中，十省通衢，全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结合部。郑州作为人口第一大省的省会城市，在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与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经济圈之间，往北靠不上去，往西往南又不愿意靠。郑州市的经济能级比石家庄、济南、武汉、北京都要小，仅比西去的西安略高一些。从经济实力来看，这座城市既无力辐射别人，也不愿意别的城市辐射自己。郑州与石家庄、太原、济南、西安、武汉等省会城市的距离都在500公里左右，但是，很明显，太原、石家庄、济南受北京的辐射更重一些，与郑州的联系不多。郑州与西安的关系则是互竞关系。郑州与武汉比较，前者比后者要小得多。所以，在武汉周边的省会城市中，最不愿意放弃的还是郑州市。
“兄弟们”一个个渐行渐远，“武汉人”，你怎么办？
复兴武汉 －－敢造中国第一市
第二篇 敢造中国第一市有人说，武汉就像一部庞大的旧机器，它的一些部件开始生锈了，它所释放的能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有的人甚至认为，武汉这部旧机器缺损不少零件，连它的中枢软件都染上了病毒。
或许，我们需要重修“大武汉”？！
“东方芝加哥”之梦
上个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要把武汉建成国际性大都市，成为“东方芝加哥”。时过境迁，当武汉的发展势头受到遏制，湖北与东部省份的发展差距拉大之后，又有人认为这样的目标太不切实际了，要务实。
可是，千难万难，武汉总不至于将自己降格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会城市吧？
武汉人不要盲目自信，但更不能丧失信心。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没有志在高远的立意，难做历经百年而不落后的规划，更不用说建设中的多快好省了。
我们认为，武汉不仅要成为“东方芝加哥”，而且要建成中国第一市。这是由武汉独有的资源所决定的。
倪鹏飞博士主持编写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对武汉有一段精辟的评价：“武汉商品市场集散功能强，腹地市场广阔，淡水资源丰富，居世界各大城市之首。”这正是武汉在全世界大城市中所独有的亮丽。
正是因为同时具备了丰富的淡水资源与广阔的腹地资源，美国《未来学家》杂志才预言“武汉二十一世纪可能崛起成为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之一”。
综观学者所论，武汉建造中国第一市的四大优势：一曰“水”，二曰“中”，三曰“智”，四曰“造”。简称“水中智造”。
[[i] 本帖最后由 房策族 于 2007-4-4 09:26 编辑 [/i]] 有了“水”，武汉可以汲水养城
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适宜的山水资源一定是万金不换的最宝贵的财富。
武汉的房地产商们凭借其特有的职业嗅觉早就闻到了这一点。所以，武汉市的房地产开发之浪，就与其他城市有着不同的方向。一般的规律是，房地产开发首先是从城市中心开始，然后逐渐向四周摊开的。当房地产市场稍一放开之际，武汉的房地产开发商们便纷纷跑到城郊，抢山占水。所以，武汉的房地产开发是“农村包围城市”。
凡到过武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叹武汉之大。其实，这里有一点误解，当你打开武汉市地图时，才能认识到这一点。武汉市之所以大，主要原因是武汉市的江湖太多、水面太大的缘故。除了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三分武汉外，武汉的湖泊数量与水面面积也是全国之最。
在武汉市，无论你从任何角落出发，不到10分钟的自行车车程，你就能找到一处有江湖水泊的处所。喜爱晨练的武汉市民们都知道，柳槐树下，江湖水边，才是值得人们消受的地方。
难怪一代伟人毛泽东是那么的喜爱武汉。建国后的毛泽东，离京之后常去的两个地方：一是武汉，二是杭州。喜爱杭州，这好解释：天堂杭州。但是，你又如何阅读武汉呢？是长江里的大浪吗？还是东湖边的鸟语？
五年前的一个仲秋，笔者因做课题曾经在东湖宾馆住过两个星期。每天的清晨，都是鸟儿叫醒我的。在湖边散步，你有在海边的感觉。因为东湖实在太大，是杭州西湖水面的6倍，光是水面就有33平方公里，为全国最大的城中湖。住在湖边，你有住在森林里的体验。在我住所的窗外，你经常可以发现一群又一群野猫，走出林子，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外出觅食。
当我们每年都要为黄河断流发愁，每年都要为北方的沙尘暴生忧的时候，为何不把城市化的重点转向南方呢？在水资源的配置上，笔者始终持有的信念是：“南水北调”不如“北人南迁”。
北人南迁，用城市化的思路来看，就是北城南筑。我们在增加北方地区的水资源供给的同时，更应该减少北方地区的人口负荷。建国以来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将人口圈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地区，只会加速破坏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而要重建原有的生态环境，需要的投资是难以用先前的损失可比的。
曾几何时，向自然开战的勇士们高呼：“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可是，没过30年的好光景，又有人惊呼：“北大仓”将变回“北大荒”啦！
在实施城市化战略中，应该重新规划全国的人口定居图，降低北方人口密度，增加东南部的人口密度。换言之，就是将中国人口重心南移。宜昌、荆州以下至南京，是最适宜推进大规模城市化的地区。 位于“中”，武汉可以踞中育市
前面我们谈论过中国经济大轮盘现象。其中隐含着一个信念：只要武汉占据着华中之“天元”的位置，武汉就不会消失。
每个城市的发展都逃不脱一个“就近原则”。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无论物流如何发达，无论电子商务有多大能耐，市场经济给城市增长空间所设定的上限只能是两个字：成本。
居住——就业——产业——环境，这四者构成的发展链是要讲成本的，综合评价，武汉经济圈的发展成本是最低的。中部5省的水资源来看，解决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问题不在话下，只要产业发展能够跟上去，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没有什么大的难题。
风水轮流转。总有一天，中国经济将会发展到从外力拉动为主转变到内力推动为主的阶段。到了那个时候，武汉的作用才会真正显现出来。
当中国加入WTO之际，针对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的定位问题有过许多争论，但有一点似乎是大家公认的：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在这一庞大的市场中，一定有一个能让所有人聚焦的中心，武汉就是这个“中心”。想一想，守在世界最大潜在市场的中心点上，难道还没有发展的机会吗？
外力可以毁灭一个民族，但不可能推动一个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可以借助一点外力，但是不可指望外力。按照财富的生成规律来推演，中华的伟大复兴应该是由中国自己的市场之力造就自己的现代产业和现代城市。从这个意义上推断，随着中国内陆产业的集聚，以海外之力推动的上海、广州、青岛等城市的成长速度会慢慢降下来，而以本国之力推动的武汉等城市的成长速度则会逐渐升上去。这是我们对武汉之明天可以预期的。 此地多“智”，武汉可以益智生财
阿尔文.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一书中曾经指出：“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是，在任何经济中，生产和利润无可逃避地依靠三个主要力量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知识因为减少对原料、劳动力、时间、场地和资本的需要，成了先进经济的最重要资源。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知识的价值便扶摇直上。……现在到处在爆发‘信息战’，即争夺对知识控制权的斗争。”
毫无疑问，如同全国所有城市一样，武汉已经被无情地卷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只是在这场战争中，武汉还拥有一个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科教实力。
建国以来，经过几次全国性的院系调整，加上后来的发展，武汉成了华中地区的科技文化教育中心。武昌的东湖地区是仅次于中关村的中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现在，武汉拥有35所普通高校，有736个科研设计单位，在武汉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就有1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26个，部门开放实验室47个，有两院院士45名。在全国十大著名大学中，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一直有着不俗的排名。象中科院武汉分院、武汉邮电科学院等国家级科研院所在武汉不少。因为武汉的实力，湖北一直保持着在基础研究基地建设全国前列的地位。
根据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武书连、吕嘉、郭石林完成的《2003年中国大学评价》报告提供的数据资料，在中国大学100强里面，华中地区的武汉与长沙、合肥、南昌、郑州等省会城市相比，其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如果按照各大学总得分做一个简单的汇总，100强大学中武汉有7所（总分327.51分），长沙3所（110.12分），南昌1所（16.48分），合肥3所（103.98分），郑州2所（42.33分）。这一比，武汉的优势就出来了。从全国来看，除了北京、上海、南京外，武汉在100强大学排名中位列第4位。在前10强排名中，武汉位列第3位。
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个计算，在全国地级市中，很少有市区人口数在80万以上的。而武汉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数（45万）与高校在校学生数（30多万）之和，就相当于全国绝大多数地级市的城区人口规模。这是武汉人海中代表着先进生产力要求的那个精华部分。 不缺“造”，武汉经济有一条起飞的跑道
武汉经济尽管大而不强，但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还是打下了相当不错的基础。钢铁、汽车、机械、纺织、电子、食品、化工等产业支柱都具有相当规模，武钢、长飞、神龙、武烟、冰川、红桃K、健民等武汉新名牌正在成长壮大。
有学者在总结武汉经济成就时，归纳出武汉制造业的三大优势：第一，结构完善的工业体系。第二，层次较高的制造基地。第三，队伍庞大的技术工人。
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武汉有汽车产业链。从幕阜山北麓的大冶往西行，不出100公里，可以开出一部完整的汽车。这就是以武汉为中心的，从采矿、钢铁冶炼，到汽车制造的产业链。到目前为止，这条产业链是中国最完美的汽车产业链。在这不足100公里的地面上，拥有全科性的地矿、冶金、机械、汽车、电子、纺织、化工专业性高等学校。武汉钢铁公司是这条产业链的基石，武汉理工大学是这条产业链的灵魂，神龙公司则是这条产业链的龙头。10年来，以神龙为龙头的汽车制造业形成了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巨大的“磁场”效应。神龙的发展壮大，为开发区带来40多家汽配制造商，汽配业的发展又进一步拉长和完善了这一区域的汽车产业链。
在高科技领域，武汉拥有“中国光谷”这一杆大旗。这是一杆聚集人才的大旗，是一杆聚集项目的大旗，是一杆聚集资本的大旗。由于有了这杆大旗，武汉的传统产业升级才有了方向，才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有了像汽车、光电子这类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群，沿海一带的“小商品”产业群就算不得什么了。 历史性任务，历史性机遇，历史性课题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载体，把武汉建成“中国第一市”，这意味着：武汉将承载全国最多的人口，提供最高的产能，构筑最大的市场。
在加入WTO后，中国腹地市场、资源与产业的重新整合，给武汉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跨国资本掀起了新一轮对华投资浪潮；沿海先发地区产业向内地梯级转移；信息化、新型工业化对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带动；西部大开发对中部地区产业的需求拉动；农村城市化，退耕还草，退耕还湖，以及移民式脱贫工程形成的人口转移拉动等等。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全球产业链将进行重新编织，国内人口将进行大规模迁移，国内产业将进行大面积升级，国内经济重心将进行重新调整，武汉有望在国内城市功能的重新组合中争取到新的位置。
面对历史性机遇，武汉也需要解决两个历史性课题：
第一，如何寻求一种积极又可行的城市定位？问题主要不在于武汉在省内扮演什么角色，在华中地区扮演什么角色，而是要确立武汉在中国大陆的城市功能定位。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武汉才能正确处理与现有的三大增长极的关系，才能解决中央对武汉的城市功能认定问题。
第二，如何降低商务成本？商务成本高低是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学者们把商务成本划分为生产要素成本、生产服务成本、生产交易成本和中国特色成本。在生产要素成本方面，武汉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较低，而资本成本、信息成本较高；在生产服务成本方面，武汉的餐饮、旅游、教育、培训还处于较低的层次上；在生产交易成本方面，武汉的经济秩序、市场秩序还不够好，企业诚信度不高；在中国特色成本方面，武汉在企业公关、政府办事效率上更是显得落后。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先来讨论：
武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武汉的城市功能定位，应该分两个层面进行：在中国大陆地区，武汉市可以定位于“中国大陆副中心城市”。在中国大陆的中部地区，武汉市可以定位于“华中地区的龙头城市”。
首先，大家都明白，武汉决不能做普通的省会城市。这是武汉发展的底线，谁当市长都不能止于这根底线。可是，要往上走，短期内也无法在华中地区见到“世界级城市”。武汉只能以“副中心城市”的身份参与国内都市竞争。
所谓“副中心城市”，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武汉市要与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之间构成金融搭档、物流跳板、商贸伙伴关系。从全国产业分工的角度来看，武汉有条件争取“制造业中心城市”的地位，特别是面向中国腹地市场的制造业基地。而在服务业领域，武汉尚无竞争条件。简单地说，中心城市与副中心城市之间的关系，就是服务业为主的城市与制造业为主的城市之间的关系。
这一新的战略构想，是基于新世纪新阶段武汉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而提出来的。其中，影响武汉城市功能定位的主要因素包括：
第一，经济地理中心城市。武汉位于由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四大经济圈围成的经济轮盘的轴心上。
第二，经济后发城市。与北京、上海、广州比较，武汉属于“后发”城市，只能按照后发城市的条件定位。
第三，中部跳板城市。无论是从珠三角经济圈的视角来看，还是从长三角经济圈的视角来看，武汉都是中国腹地市场的中部跳板城市。在产业梯度转移、市场拓展等方面，武汉是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好伙伴。
武汉在发展壮大自己的过程中，必须变被动为主动，处理好与国内三大增长极的关系，使三大增长极变成自己的三个引擎，而不让三大增长极吃掉自己。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广州，只要它们打算做成“国际大都市”，都必须寻求武汉的支持。反过来说，武汉与其中哪个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一旦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他两个城市再争中国第一就困难了。 其次，从华中地区的局部来看，武汉市应该巩固与发展“四大中心”的地位，将自己打造成“华中地区龙头城市”：
A中部制造业中心
B中部金融中心
C中部科技教育中心
D中国陆运中心
为此，武汉必须在战略战术上抓好“武汉经济圈”建设。
武汉经济圈在空间上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武汉市的中心城区及其卫星城。第二圈，武汉腹地城市群，包括荆州、宜昌、襄樊、信阳、黄石、九江、岳阳等地级城市。第三圈，武汉辐射城市群，包括长沙、南昌、合肥、郑州等省会城市。
每个圈层存在不同的矛盾和问题，应该分圈层规划解决方案。 三城一体“大武汉”
确立“大武汉”的城市规划理念，对市区、郊区进行重新定位，建立“内城”、“外城”、“卫城”功能有别、协调发展的格局，用新的“三城”规划思想替代旧的“三镇”规划思想。
“三镇”规划思想，解决不了武昌、汉口、汉阳三个城区“谁是中心”的问题，解决不了武昌、汉口、汉阳三大区域之间的同质竞争问题，解决不了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不均衡问题，解决不了建设大武汉急切需要的新城区空间拓展问题。
“三城”规划思想，是把武汉市按照中环、外环线划分为内城、外城、卫城三个圈层，用“三城功能分区”替代“三镇功能分区”。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这一规划思想既能解决地位争斗、同质竞争的问题，又能有效地化解内争、强化外协，把城市发展重心引向中环与外环之间。
第一层：内城，即在中环线以内的核心城区。内城要实行“中心化”，重点发展金融中心、研发中心、会展中心、商贸中心、科教中心、管理中心、文化中心、休闲中心等第三产业。
第二层：外城，即在中环线与外环线（绕城线）之间的区域。外城要实行“园区化”，建设特色制造、现代物流园区，重点发展第二产业。
第三层：卫城，即100公里内的周边城市。以东南西北四条出城大通道为依托，建设黄冈、鄂州、咸宁、仙桃、孝感等卫星城，发展功能配套的新型城区。这些城市与武汉市的距离在60-80公里范围内，打造1小时物流圈是比较适宜的。 外城战略
“大武汉”是外环线以内的新武汉。“大武汉”的建设新浪，要靠中环与外环之间的区域来完成。
在5月中旬召开的上海市郊区工作会议上，上海推出了“三个集中”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将根本打破郊区现有的经济结构和功能布局，确保实现土地集约、产业集聚和人口集中，使郊区成为上海人均GDP向8000美元至1万美元能级跃升的“主要发动机”。
武汉市应该借鉴这一思路，实施“外城”战略，在中环之外建设一个庞大的新外城。在这一区域，要打破现有的郊区行政格局，建立以园区为核心的若干新的城区。
“外城”战略的主要思路是“三化”、“三个确保”与“三个争取”：
实现三化：外城工业化、工业园区化、园区网络化。建立钢铁、光电子、汽车、化工、医药、食品等6大产业基地，即使是物流业、大型批发市场建设也要以工业化为导向。以大项目带动小项目，形成有特色的工业园区。所有工业项目都要进园区，在园区内实现相关产业的高度集聚。园区内要建设高标准的基础设施，使通讯网、电力网、管网、路网实现网络化。
三个确保：确保一批国家级名牌大学在汉继续发展壮大，确保一批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在汉继续发展壮大，确保一批国家级高科技产业园区在汉继续发展壮大。
三个争取：争取一部分跨国公司将中国总部与研发、制造、营运、跨国采购基地设在武汉，争取一部分国内外金融机构将中国总部、地区分行落户武汉，争取一部分国内行业龙头企业将研发、制造、采购、营运中心设在武汉。
复兴武汉－－打造园区产业集群
第三篇 打造园区产业集群中国加入WTO，打破了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世界制造业中心正向中国转移，这使得武汉有机会在新的产业结链时期争取到一定的发展空间。如果想在这个时期有所作为的话，武汉务必建立新的竞争模式。
一种极具竞争力的产业态：工业园区+产业集群
人们跑江浙，上山东，下广东，求取加快发展的“真经”，最终总结了五大发展模式：
发展高科技产业要学东莞；
打造名牌企业要学青岛；
抓城市环境建设要学大连；
建设开发区要学苏州；
培育民营经济要学温州。
可是，回来一讨论，难题就出来了：没有东莞那样的区位优势，没有温州人那样的创业精神，没有大连那样的市长……作为一种可以全面引进的政府行为，的确不是容易学习的。那么，到底怎么办呢？
其实，真正先进的发展模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苏南打造园区的经验，一种是浙江产业集群的经验。武汉要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最好是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i] 本帖最后由 房策族 于 2007-4-4 09:25 编辑 [/i]] 苏州战胜上海的秘密
上海击败苏州无人喝彩，苏州战胜上海才令人叫绝。2002年，尽管苏州的GDP总量只有上海的38%，而GDP增长率比上海高出3.8个百分点，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已与上海不相上下。
苏州的成功得益于园区经济。20世纪末期，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和新区成了苏州发展的最大动力，他们犹如两只翅膀，带动了苏州经济的腾飞。其中，苏州工业园的建设，无疑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功效。
苏州工业园于1994年正式启动建设，行政辖区面积260平方公里。其中，中新合作区规划面积70平方公里，规划居住人口50万。到2002年，园区GDP达到252亿元人民币，9年时间，这个园区的经济规模达到了湖北省内除武汉以外的任何一个地级市城区的规模。2002年苏州工业园进出口总额达57亿美元，是当年湖北全省的1.42倍。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园区不小。
爱屋及乌。人们也许把发达地区的一切看的过于美妙。然而，在东部沿海地区，并不是每一寸土地上都充满着招商引资的活力。无论是内地，还是东部发达地区，都存在着政府成本过高，市场秩序混乱的现象。做园区，好比农业生产中的“保护地”栽培模式，在产业成长环境差的地方辟出适宜的土地。
对于内地城市，尤其是像武汉这样的地方，要重建一个成本低廉、运行效率高的政府，要全面改善一个地区的软硬环境，不是一日之功。但是，如果集中精力做园区，在这方面就非常容易做到。你可以封闭运行，可以用十分简约的政府架构，可以实施各式各样的优惠政策。 也许有人问，园区是什么？
园区=新型行政体制+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城市化模式
有些人把园区看得过于简单，甚至把园区建设等同于“圈地”。以为圈一大块地，几通几平，再给一些优惠政策就够了。这一认识过于简单了。
园区应该被看作一个复合型的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一般而言，园区经济体与普通经济体相比，除了较为廉价的土地、标准厂房、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及较少的收费外，还有许多优势：园区内的管理者有更高的“亲商”理念，园区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做的比较好，园区拥有较好的综合服务功能，园区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健全的，园区内的产业关联度大。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园区，还有较成熟的社区系统，能够提供包括医疗、教育、休闲等在内的社区服务。
难怪一些投资者大发感叹：
在园区里的感觉真好！
园区经济的本质是体制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沿海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体制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9年来，苏州工业园区累计组织70批共1000多人次专业管理人员赴新加坡学习培训，先后编制实施了近50项新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并在规划建设管理、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管理方面借鉴新加坡经验，初步建立了“精简、统一、效能”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了对企业“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的一站式服务体系。
正是由于体制创新，加上园区搞的是封闭管理，对消减投资项目的外部成本是非常管用。
降低投资成本，是内地开发建设中最为头痛的事情。投资者在内地投资，怕就怕外部成本对内部成本的抵消。内地投资项目的内部成本较低，像地价、房屋租金、人工工资、水电费等内部成本一般比沿海城市要低20％－80％。但是，对投资成本的评估是综合的，除了这类内部成本外，内地的外部成本（如政府收取的税收、费收，乱摊派，官员的吃拿卡要，安全损失，办事时间消磨损失等等），则要比沿海高得多。
从投资战略的角度来看，厂址（投资地）的选择是关键。投资地选择在哪里投资，主要取决于投资项目综合成本的高低。中部与沿海地区相比，在综合成本的各个构成要素中，其优势地位是不同的。 拿武汉与上海来比较，武汉地区较高的成本要素主要是：
A庞大的政府带来的较高的政府成本。
B较差的社会治安环境带来的较多的损失。
C政府办事效率较低带来的时间成本。
D远离海运港口带来的进出口货物的较高的运输成本。
E产业集中度不高带来的较高的生产销售配套成本。
与此不同的是，上海地区较高的成本要素主要是：
A地价较高、房租较贵、水电费用较多带来的基础设施成本。
B工资福利较高带来的较高的人力资本成本。
C远离内地市场带来的内销货物的较高的运输成本。
当然，就具体的成本要素而言，某个中部地区并不一定比沿海地区高多少，而且优势与劣势之间还存在着转换的可能。这里，是从总体考虑这一问题。中部地区要取得区位竞争上的主动权，就必须建立一种制度环境保护下的投资“洼地”。换言之，就是要建立受制度保护而形成的较低综合成本的投资场所。而只有在特定的园区内，这样的投资场所才能建立起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的成功模式，就是从开辟革命根据地开始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从小小的根据地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逐渐铺开，最后变成了中国大陆上的一种全新制度。
在武汉大造园区，就象当年开辟根据地一样，是现今加速整个政府体制创新与职能转变，创造较优竞争模式的最便捷途径。园区多了，理念会得到更新，人气会得以集聚，经济发展中的一切阻碍因素就会慢慢被消融掉。 产业集群：一场艰苦的商战
经济园区化是苏南地区的经验，产业群落化则是浙江全省的经验。
一些学者把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总结为四大特色：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块状经济、外向型经济。这里面有什么内在联系吗？有的，这就是产业集群。县域经济是以产业集群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是产业集群的内在动力，外向型经济是产业集群的外部力量，块状经济则是产业集群的表现形式。
产业集群形成了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据统计，2002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行业中有15个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均居全国前3位，有9个行业利润占全国同行业利润的1/5以上，其中纺织、服装、皮毛羽制品、文教体育用品制造、石油加工及炼焦、化学纤维制造、塑料制品和普通机械分别高达20%-34%。
武汉打造制造业新高地，产业集群是最好的路径。
今年4月20日，《长江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一条消息：爱帝不愁订单愁生产，折射武汉纺织加工配套三大差距。爱帝公司接下的订单，从织造到成衣制作，涉及多个行业，爱帝包揽不了，得靠外协加工。接单外协的武汉工厂有7家，浙江、广东和省内其他地方有30多家，大头在外。作为老纺织工业基地，经多次调整，不少企业消亡，染整、面料、辅料生产短缺，产业链条出现结构性缺损。去年，爱帝完成外贸合同额1000万美元。因为外协企业难找，又要保证如期交货，其他订单只好放弃。这条消息暴露出武汉产业集群的紧迫性。
产业集群的要遵循一定的规律。有的人单纯地抓人才引进，有的人单纯地抓品牌建设，有的人单纯地抓减税让利……等等。到头来，工作虽然做了不少，可往往是白忙一场。
产业链是有生命周期的。产业链是一个复合型的商品生产-销售-服务体系。决定产业链的是价值链，价值链的变化导致了产业链的空间分布与产销连接的变化。由于某一地区某种商品生产的投入产出比特别高，导致厂商向这一地区迁移，生产活动便产生区域性集中。产业集群会导致人才集中、市场拉近，进而导致原材料成本、人力资源成本、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所以，同一种商品的生产厂商都愿意往一个地区集中。
产品研发，是产业链的初始环节。产品研发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导致产业链的周期性更新。
生产同一种商品的龙头企业（或大厂商）的迁移，是产业链周期性更新的又一重要因素。龙头企业走向哪里，就把产业群带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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